於是時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天下縣學，校有生徒，各因其州縣之等第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史志》所謂「由學校者曰生徒」 是已。我朝於府、州縣各立學，府學廩膳生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夫聖人之於人，非不欲人人教而養之也，顧勢有所不能盡也。於是擇其尤者而篤厚之，非謂一郡一邑之人而止于此也。地有小大，人有眾寡，養之者雖各有數，而教之者則無其限焉。教之養之，至于大成而後貢之，而又有科目拔於常貢之外。雖然，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於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數而定為養士之額。」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 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 二十軰。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為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載在令甲，一日不容過，則是我祖宗以孝為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學制，其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朝《學規》出自聖祖所定，凡師友之義分與所當為及不當為，一切禁令無不委曲詳盡。聖祖之心真如日月之照臨無處「不到；雨露之霑霈，無一或遺」 者也。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 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 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 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 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 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 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 取瑗法，以為《太學法》，著為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惟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為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 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為二，則是以體用為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 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臣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樂為之，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為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臣竊以為國家要務，莫急于儲賢，儲賢必先於教養，所以代君以施於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假如一府并其屬共有十學，該設教官三十五員，不分教訓職名，一郡所選教官，苟足以分攝各學，不必備員，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為難，自然貴重。官既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厭，其祿薄矣。仍敕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則生徒充業。而國家有得人之效。所以成世務。壽國脈。此其基也。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 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 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 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 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 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 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 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