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也。天官有染人、鍾氏、㡛氏，雖闕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一，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以《考工記》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
黃震曰：「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此四書正經也。《禮記》雖漢儒所集，而孔門之《中庸》《大學》在焉，《樂記》等篇亦多格言，若《周禮》，未知何如夾漈鄭氏嘗謂《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 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至孫處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為之，而未嘗行也。」 愚恐亦意度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為《七略》，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乃始用於王莽而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夾漈，以為用《周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也。
又曰：「周之建官，備於《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為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鄉、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司胥徒二三萬，東西胥會，朝夕讀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於王莽，用於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於經，而盡信其書」 ，必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訓何在而名經耶？雖然，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善為《周禮》解者也。馬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 有如閹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為便，而以《周禮》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雖有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雖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眾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奸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一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意未孚，而追呼之苛撓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 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文自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