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無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謗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歷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為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極，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 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撻必用，而州縣多事矣。」 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煩擾者耶？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皆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為貧者願貸，貸予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責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 ，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敝，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 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煩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疏，疏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識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道也。
羅璧曰：《禮記古今議》，其雜《周禮》，則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碩已不信為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峰、蘇潁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裡，且漢《儒林傳》敘諸經皆有傳授，《禮》獨無之。或者見其詳密，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於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逆為繼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辭於《周禮》。即孟子時周室猶存，班爵之制已云不聞其詳，而謂秦火之後，乃《周禮》燦然完備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國之制」 與《書》《洛誥》《召誥》異，言「封國之制」 與《書武成》及《孟子》異。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與「行」 自相矛盾乎？
王若虛曰：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上古而成於周，故曰《周禮》。」 予謂此書迂闊煩瀆，不可施之於世，謂之《周禮》已自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
陳友仁曰：「周公《六典》，《周官》經制之。書畫、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介纖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 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