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霸本為古文者也。晉時，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于前晉奏上其書，時又缺《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興云于大航頭得其書，奏上，而古文始行焉。至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 、「今無陂」 之類是也。自是而隸古之書遂變矣。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氏》，引《古文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 ，蓋未嘗見古文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遷所載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與《序》皆與孔氏本合。
而奏立之者，梅頤、姚興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漢則 有伏生、劉向之輩。
伏生作《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以金縢作于周公沒後。劉向作《洪範五行傳》，溺于災異。又漢儒註曰：「若稽古，殆三萬言，郊禘六宗」 ，牽合附會，皆不得聖人之意者也。
在隋、唐則有費甝、劉焯之徒。
隋初，始流河朔，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未為得也。孔穎達之《正義》，因費疏而廣之；陸德明之《釋文》，待陳、鄭而刊定；王肅之《釋駁》，李顯之《新釋》，皆未當。
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
即《新經尚書》乃王雱所撰。而安石修定者。最為乖謬。介甫又有《洪範傳》。
蘇軾《傷於略》：
《東坡書傳》駁正王氏之功為多，其於《引征》，以為羲和貳于羿而忠于夏，于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為非禮。又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皆自出己見，不隨人笑哭者也。
《呂祖謙》《傷於巧》。
《泰誓》至《洛誥》凡十八篇，前段多不註。
林之奇傷於煩。
林少穎集解。朱子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乃以屬九峰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
蔡氏諱沈，季通之子。朱子以書屬之，乃作《集傳》。
古今私評
評書三端
蔡九峰謂「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以為今文 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所引古書之 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為「記錄之實語難 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 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 考訂於科斗古文錯亂糜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 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 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安國《書》是假 書，謂《大序》格致極輕，卻疑晉宋間文字。況孔書東晉 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又《春秋》《禮記》《孟 子》《荀子》間與今書不同者，如《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 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 《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經乃無有。若荀卿引仲 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 敬忌一人以懌」，《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申觀寧王， 又庶言同則亡懌，多一「亡」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安可 必書無缺文乎？安可謂所引者之皆謬乎？釋書者欲 盡解之，是難逃晦翁之譏也。又歐陽公《日本歌》云：「徐 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 舉世無人識古文。」按：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則書 之獨全於日本者，未可知也。
貝瓊文集
中星解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 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 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異之。蓋南 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元武矣；東言 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元枵矣；西言虛， 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 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 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 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 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 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元武七宿之虛宿， 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于此獨舉一宿焉。 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 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 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 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 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