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勻亭，降而求之《月令》又
降而求之《漢》《晉志》《三統》《元嘉》等曆，分至中星，不皆相 對。聞之先覺曰：「堯即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為甲子。 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間 貞元會合之運，曠數千載而一遇者也。《月令》視《堯典》 則漸詳矣，其果精密與否，未可知也。《堯典》惟舉四仲 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 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闊而別 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 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 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 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於日 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氣 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此法 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略，然賓出日，餞納日，冬夏 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必冠之以 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 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 東壁中。鄭氏曰：「《呂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 《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 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 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呂令》 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 唯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 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 細，與曆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 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 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 于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 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星 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爾。」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 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說言之，則 《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為盡舉月本也。兼之歲差之 說，尢所當知，而經解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 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 於零分而有餘，「歲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 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 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 至東晉虞喜、宋祖沖之、隋張冑元始用差法，率五十 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為百年。《皇極曆》酌二家中數 為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 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 百餘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參之《大衍曆》及近世《景 祐新書》，又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敘《會天曆》者， 又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 說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況古今昏刻，又自不同， 日長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 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 三度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 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準之 異。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異，難矣哉！且是說也， 一行常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以月蝕衝步日所在， 又驗以中星刻漏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 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衝，雖近於密，而水有清濁，壺有 增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暮。臣等頻夜候中星，而 前後相差或至三度。」愚讀《唐書》至此，未嘗不喟然嘆 曰：「嗟乎！以昏難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憑，若可 定矣，而又病于水也、壺也、積塵也，以至于三度之差。 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 矣。曆家有曆書，有渾儀，且世掌天官，從事專且久，而 候中星之難尚如此。今吾儕僅據諸經史，而以方寸 之天，想象圓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異，信難 矣哉！《革卦》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之必不 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 十年，曆必一改，惟不免于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與 天合。使古曆可膠固守之，則何取于治？曆何足以明 時哉？由是言之，則呂令上距堯時，幾二千年，仲冬日 自虛縮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其 不能不異者，不特難辯，亦不必辯也，抑又有感焉。堯 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 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 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 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歲差》中數，七 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 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論至此，豈不 曰俛仰終「宇宙哉。豈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