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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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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作者:張我軍
1925年7月28日
1925年8月26日
作於1925年7月28日,刊載在1925年8月26日《臺灣民報》67號。




現在的臺灣沒有文學,歷來也許都沒有文學吧!有之,也不過是些假文學、死文學,而沒有真文學、活文學。胡適先生說,現在中國的舊派文學不值得一駁,我想現在──以至歷來──臺灣的舊文學簡直不值得一笑。自從去冬我引了文學革命軍到臺灣以來,在起初三四個月間,雖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動,但那不過是幾個舊文學的殘壘的小卒出來罵陣的罷了,由此可以知道臺灣的舊派文學不值一駁或一笑。於是我們第二步是建設了。胡先生又說:「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替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們希望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他又把他從來所主張的消極的破壞的「八不主義」改作了肯定的口氣,為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學」一條的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參看本報三卷一號--「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一文)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不摹倣古人」一條的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


現在中國的文藝的花園裡,已開著無數燦爛的優美的花了。如新詩與短篇小說的發達之速,真是令人卷舌的!然而我臺灣卻如何?還是滿園荊棘,找不出一朵鮮花呀!我們若要望那班舊文人替我們造些真文學、活文學,實在有甚於「責明於垢鑑」了。我們只望那些志願於文學的有天才的青年,不可再陷入舊文學的陷阱,而能用新方法來與我們共造新文學的殿堂,這是我人唯一的願望了。




我們現在談新文學的運動,至少有二個要點:

1、白話文學的建設

2、臺灣語言的改造

我這二條是從胡適的「建設新文學」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出來的。他說:「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我們主張以後全用白話文做文學的器具,我所說的白話文就是中國的國語文。我們何以要用白話文做文學的器具呢?胡適先生這樣說──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說:『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我們為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為這二首詩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做的詞呢?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為他用的是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以稱為『活文學』呢?因為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菴、邱長春、吳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的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的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凡用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白話性質』的幫助。換言之: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產出儒林外史,也可以產出肉蒲團。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只能做幾篇『擬韓退之原道』或『擬陸士衡擬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傳,便可知道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別了。

「為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這都是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別,他們卻須說『陽關三疊』、『一曲渭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卻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傅說。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卻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腔兒,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卻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駢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既不能表情,那裡還有文學呢?即如那儒林外史裡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活人,這都是因為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字來描寫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裡的王冕,便成了一個沒有生氣,不能動人的死人。為什麼呢?因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來寫二千年後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活人變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要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我們借了胡先生的一大篇話,「我們為什麼要建設白話文學」的意思已很瞭然了。我們要更進而談一談「臺灣語言的改造」。




我們主張用白話作文學的器具,又在上面說我們之所謂白話是指中國的國語。然而有些人說:「我們不會說中國話,如何能夠以中國語寫作詩文呢?若說古文不好,何不用白話文言混合體呢?」這話好像有一面之理,但要再想一想,究竟不會說中國語的人就不會以中國語寫作詩文嗎?不對!不對!這層不用杞憂!中國現在不會說中國語的正多著哩!然而他們為什麼大都會寫呢?那是因為各地的方言的組織和國語相差不遠,所用的文字又同一樣,不過字音有一點不同罷了,所以念過書的人,都會看會寫。再進一步,若說不會說中國語的人就不能以中國語寫作詩文,然則能以古文寫作詩文的都是會說古話的嗎?至於說要用白話文言混合體來代替白話文,那更說不過去了。

還有一部分自許為澈底的人們說:「古文實在不行,我們須用白話,須用我們日常所用的臺灣話才好。」這話驟看有道理了,但我要反問一句說:「臺灣話有沒有文字來表現?臺灣話有文學的價值沒有?臺灣話合理不合理?」實在,我們日常所用的話,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沒相當的文字。那是因為我們的話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是大多數占了不合理的話啦。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可疑的了。所以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有帶著改造臺灣言語的使命。我們欲把我們的土語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語言。我們欲依傍中國的國語來改造臺灣的土語。換句話說,我們欲把臺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語,再換句話說,是把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與中國語合致的。不過我們有種種不得已的事情,說話時不得不使用臺灣之所謂「孔子曰」罷了。倘能如此,我們的文化就得以不與中國文化分斷,白話文學的基礎又能確立,臺灣的語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豈不是一舉三四得的嗎?

我們因時間和篇幅的關係,關於臺灣語言的改造只能說出根本主張而已,若詳細的討論須待後日有機會再說。不過有一句不得不說:如果欲照我們的目標改造臺灣的語言,須多讀中國的以白話文寫作的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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