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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衍義補/卷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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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制之義(下)

漢賈山作《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讀曰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臣按: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財奉一人以為君,非私之也,將賴之以治之、教之、養之也。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殫其力、竭其財以自養其一身而不恤民焉,豈天立君之意哉?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為馳騁田獵之娛,至於力罷財盡而不能供,違天甚矣,雖欲不亡,得乎?

賈誼言於文帝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細也)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悖本而趨末,食者甚眾,生之者甚少,而縻(音靡,散也)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級及子),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饋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與著同)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臣按:賈誼告文帝,大要言為國以足民為本,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國,國之所以足者蓄積足恃也,國家粟多而財有餘,則蓄積足以恃矣。是以水旱不足虞,軍旅不足憂,守固而戰勝,懷敵而附遠,所為無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於驅末技遊食之民而歸之南畝以務農,使天下無不耕之夫、不織之女耳。夫然則人樂其所而知禮節矣。文帝感其言,躬耕以勸百姓,節儉以為天下先,卒致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以下稱恭儉寬仁之君必歸焉,有以也夫。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欠也)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服禦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並其職於少府。

臣按:毋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音貢)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劭注《漢書》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由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乃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有國家者誠循漢此制以財用之司分為內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如秋糧、夏稅及折糧、銀鈔、絹帛之屬以待軍國之用,歲終計其用度之餘別為貯處,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內府則貯凡天下坑冶、贓罰、門攤之屬以待宮室、衣車、賜予、燕好之費,歲終則計其有餘者別儲,以備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給則以濟之。夫外府有不足則可取之於內,內府則常為撙節,使不至於不足,雖有不足亦不可取之於外,何則?軍國之需決不可無,奉養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九重之上誠念財賦雖聚而易散,有所私奉必權其輕重緩急而用舍之,每留贏餘以備匱乏,斷不可以軍國之儲以為私奉之用。昔人有言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國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伏惟聖明裁擇。

漢高祖時,張蒼為計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恩數與參、樞同。

臣按:《大學》以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前代稱輔弼之臣曰宰相、會計之臣曰計相,同以相稱,一以用人,一以理財,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平治天下者也。自漢初有計相,唐戶部屬有度支,其後以大臣判之,宋有三司使,皆是計相之職。本朝罷宰相而以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錢糧,然散屬諸司,兼厘眾務,事多端而職不專,臣請如古計相制,於戶部卿、佐之外添設尚書一員專總國計,凡內外倉庫之儲、遠近漕輓之宜咸在所司,稽歲計之出入,審物產之豐約,權貨幣之輕重,斂散支,調通融,幹轉一切,付之久其任而責成功,凡國家有所用度悉倚辦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終申物價之貴賤、歲杪報年穀之登耗,俾其豫知會本部卿、佐,定議以聞而為之備。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倉皆滿,帝乃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隋承周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復百姓,其於賦稅甚闊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浣濯之衣,乘輿供禦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饗不過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貯幹薑,薑袋進香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奸言以誤人國家。嗚呼,文帝以儉約致富庶,煬帝以奢侈致亂亡,其明效大驗,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為異說以欺世主、誤天下,其萬世之罪人歟,有天下國家者尚其鑒茲。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歐陽修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製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

臣按:自古國家其初立法未嘗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於子孫輕變祖宗之成法,歐陽修謂「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為經常簡易之法」,所謂「經常簡易」四言者,深有得於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蓋經常則有所持循而無變易之煩,簡易則易以施為而無紛擾之亂,以此立法則民熟於耳目而吏不能以為奸,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間,不能無有窒礙難行之處,則隨時為之委曲,就其闕而補之,舉其滯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謂經常簡易者焉,決不可輕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鑒也。已制兵以府衛,設官有常員,其後乃以兵冗官濫而為國大蠹,何也?子孫不能守祖宗經常簡易之法故也。雖然,兵冗官濫二者豈但為有唐之蠹哉?凡國家之所以貧乏,府庫空虛而多取厚斂於民,以馴致於財盡民離而宗社淪亡者,皆生於此二蠹也。為人子孫而為其祖宗守宗社者,於常額之外添注一官、於列屯之外多簽一軍,則思曰吾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無不可乎?非有關於治道民生決然不可無者,不敢輕加也,毋謂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費於我何加損焉。嗚呼,千萬人之積其原起於一人,自古國家之禍患,何嘗不起於細微哉?

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欲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翱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賦之所以不平者,蓋以其制民產者無法,斂民財者無藝也。既無製民之產之法,而斂之又不以其道,則民貧矣,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其所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其言尤為警切。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核其出入。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於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係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臣按:《周禮》以太宰、司徒掌國家財用,蓋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為上之人所嚴憚,故人君有非義之取、非禮之用、不急之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為之中止而潛銷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則上之人平日相與褻狎私昵,凡不可語人者皆可與之謀而為之矣,況彼小人,無深識遠慮,委曲奉承上人之不暇,且人微言輕,又安敢逆上意哉?德宗為君、楊炎為相無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范祖禹謂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頻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誌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貢職各有定製,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有公私之異。」

臣按:德宗宣索於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德宗非禮誅求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宗之失是猶知所畏,而泌之失則是為人臣而不忠也,泌盍因其不欲人知一點明處而盡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如此,非徒得《大易》「納約自牖」之意,而於所謂「無咎」、「善補過」者亦有之矣。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惟在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為成書,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為《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況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為豐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後日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於斯焉。臣願敕掌財計之臣,通將洪武、永樂以來凡天下秋糧、夏稅、戶口、鹽鈔及商稅、門攤、茶鹽、抽分、坑冶之類租額年課,每歲起運存留及供給邊方數目一一開具,仍查曆年以來內府親藩及文武官吏、衛所旗軍並內外在官食糧人數,與夫每歲祭祀、修造、供給等費,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天順、成化至於今日,每朝通以一年歲計出入最多者為準,要見彼時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內官若干凡支俸幾何,京軍若干、外軍若干、邊軍若干凡食糧幾何,其年經常之費若干,雜泛之費若干,總計其數凡有幾何,運若干於兩京,留若干於州郡,備若干於邊方,一年之內所出之數比所入之數或有餘或不足或適均稱,依唐人之國計、宋人之會計,每朝為一卷,通為一書,以備參考。萬幾餘暇時經禦覽,使國計大綱瞭然在目,如或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出,則推移有無、截補長短,省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國計不虧而歲用有餘矣。

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以倉儲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臣按:橫斂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然橫斂厚征之法之行,民雖怨諮愁蹙,然猶歸咎上人之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為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歲計之竭,天下之人嘩然,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其泮渙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譬則富室之居鄉落也,平時貧民資其儲蓄而賴以舉貸,一旦反假借於鄰家,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莊宗亂世之君,不得已而為此猶為非策,況國家府庫未至於匱絕,而遽為此舉可乎?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椿庫,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璟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誌之,敢忘厥誌。」

臣按:宋朝三帝積財於內庫皆非以為己私也,蓋儲之於內以防外之泛用,一遇有軍旅、饑饉則以資之,使不至於臨時厚斂以害民焉。世主尚鑒於茲,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己物,輕取而妄用,則天下生民不勝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內牽於繁文,外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嘗相半,無全利全害之理,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斯可矣。史臣論宋人議論多於事功,切中當時之弊,宋人於一切政務皆然而於食貨一事為甚。我祖宗自立國以來,凡取於民者有定製、有成法、有常額,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紛更加減,逾百年於茲矣,其間雖不能無偏滯不舉之處,然惟許其隨時補救以振舉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不失祖宗之舊也。伏惟明主鑒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憲,以為子孫千萬年無窮之計。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眾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俟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眾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蘇轍雖為宋朝而言,然揆之於今事勢實有類之者。蓋今日為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也,今日之勢雖不至於宋朝之既極,然用轍之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為之節,使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無也。此國家之大計,轍於章末有雲「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於是亦云。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嶽鄂、曰宣歙、曰江南、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唐宋以來國計咸仰於是,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鬆、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鬆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鬆熟,天下足。」伏願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

以上經制之義。

臣按:國家經制之義在乎征斂有其藝、儲蓄有其具、費用有其經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歷代之取予用舍不一,判之則或始末相穿,約之則又彼此參錯,故臣既總論理財之道於前,又列貢賦之常於後,於此特總此三者為一而謂之曰「經制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使知為國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為之義而後取之、收之、用之,苟為不然,或出於人慾之私,揆之於義而不合,則是利而非義矣。利之為利,居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則為義,經製得其宜則有無窮之福;退一等則為害,經制失其宜則有無窮之禍,後世之明君碩輔,尚明其所以取捨、斂散乎哉。

以上經制之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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