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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思想於歷史新局中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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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父思想於歷史新局中的時代意義
作者:宋楚瑜
中華民國81年(1992年)11月12日於臺北市

總統副總統、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恭逢 國父一百二十晉七誕辰,也是第二十七屆中華文化復興節,楚瑜奉命出席中樞紀念大會擔任專題報告,既感榮幸,也深覺惶恐。敬謹以「國父思想於歷史新局中的時代意義」為題,就個人對 國父博大精深的思想體認,以及在所謂「後冷戰時代」的歷史新局中,國父思想的時代意義,管窺蠡測的一曲所得,就教於各位先進,並藉以紀念 國父誕辰和慶祝中華文化復興節。

新時代、新局面、新挑戰

  這幾年,一個歷史性的變局正在我們眼前展開,被稱為「鐵幕」的共產陣營,居然在短短的一兩年中分崩離析。曾經是世界兩大強權之一的蘇聯,竟也在轉瞬間四分五裂二次世界大戰後,以意識形態分歧所區劃的東西兩大陣營,持續達數十年之久的冷戰局面,更在一夕之間落幕。隨著「後冷戰時代」的來臨與東西德的統一、歐洲的整合、亞太地區的興起,一個嶄新的世局正在逐漸形成中。

  西方有些學者認為,冷戰時代的結束意味著「意識形態的時代」也將完結。前幾年,一位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一篇題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論文;便曾大膽斷言:現在的世界情勢,並不單是冷戰的結束或是共產主義的敗北,而是已達到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最終階段。他認為基於主張個人自由以及平民之治的自由民主主義,已普為世人所接受,是人類最公正的「終極思想」。因此,他套用馬克思當初預言共產主義的話說:這才是「歷史的終結」。福山的結論雖然一再獲得英美等國領袖的引述,但也引起不少爭議。不過有一點倒是獲得東、西方學者們一致認同,那就是:人類在本世紀所謂「意識形態時代」中,曾經大規模實驗過極右的法西斯主義,和極左的共產主義,結果在付出了億萬生命的代價後,法西斯主義固然已隨二次世界大戰而告終,共產主義也必將隨冷戰時代的落幕而化為歷史灰燼!

  共產主義的破產與「後冷戰時代」的來臨,對我們中國而言,勢必衍生出兩個問題,一是大陸上的十二億人民,在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澈底幻滅之後,要用什麼樣的思想信念,來填補這一大片意識形態的真空呢?二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立國基礎—三民主義—是否能肆應現正形成中的這個新時代呢?楚瑜認為: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只有一個。

國家發展、基本共識

  固然所謂「意識形態的時代」勢將隨著冷戰的落幕而結束,然而這並不表示一切「意識形態」的結束,更何況意識形態的對立誠如李總統所說尚未在亞洲消褪。換言之:民主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並不意謂著現代國家已不再需要一些基本共識,以規範政治倫理、經濟倫理和社會倫理。事實上,正因為現代國家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握有更多的資源、更豐富的資訊、更高的效率與更大的力量,因此更需要一些基本的理想理念,來主導其發展的方向與運行的正軌。尤其對我們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又正處於國家分裂與新舊交替中的大國,更需要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思想理念,以做為國家未來統一和發展的基本共識。

  回顧過去這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中國不但與世界同步經歷了整個「意識形態的時代」的試煉與震盪;更曾走過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漫長蛻變過程。在這段痛苦的轉型期中,國人長期爭執不休的問題,主要有兩大層面:一是制度典範要如何變革更張?二是文化道傳應如何調適安置?總而言之,也就是「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

  從晚清到民國初年,曾經對中國前途提出見解主張者,不勝枚舉,其中也不乏頗有見地者,但是我們從現代的角度來看,當時絕大多數思想家,都未脫「救亡圖存」的範疇,而侷限於「致富強之道」的層面上。唯有 中山先生能夠超邁古今,放眼天下。他的三民主義固然是迫切實用的「救國主義」,但是他的眼光與思維卻更超越了中國一時、一地的問題,而把三民主義的終極目標不僅定位於「以建民國」,更在「以進大同」。正因為他的思想深具前瞻性與全面性,因此乃能歷久而彌新,放諸四海而皆準,至今甚至連中共也都不能否定他,而成為海峽兩岸一致推崇的偉人。

民族傳統、國際責任

  楚瑜因工作的關係,經常要和一些國際友人接觸,也常要用國際間所能理解的字彙與理念,來詮釋三民主義的時代意義。在當前歷史新局中,楚瑜曾以英文向外國朋友闡釋民族主義的時代意義,簡單的說乃是「民族傳統」與「國際責任」,也就是英文的National Heritage與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當冷戰結束,意識形態鬥爭趨緩後,民族與宗教問題,再度成為衝突的主要來源。目前南斯拉夫的種族衝突、德國的排外風潮,都是因為民族主義未能健康發展的結果。一般而言,民族主義具有若干排他性,很容易誤入種族主義的偏狹歧路而難以回頭。但是 國父卻以其寬大的胸襟與世界性的眼光來闡揚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民族平等理念。因此推翻滿清後,國父主張的民族主義既不強調漢民族的優越性與精純性,甚至還曾批評「漢族沙文主義」自尊自大的心理傾向。更重要的是,他把民族主義的重心,置於恢復傳統文化中的固有道德、知識與能力上,並要求國人虛心學習歐美長處,不要固步自封。

  事實上, 國父的思想既是源自於中國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傳統,又不拘泥於中西學說或古今道理,完全以是否合於中國的需要?是否合乎世界的潮流?以決定其思想主義取捨的標準。因此乃能融合中西,集其大成,並使諸多西方現代理念,透過其思想著作,自然接枝在中華文化的基幹上;既使西方現代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和制度中國化,也使中華文化注入新血,從而更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與活力。先總統 蔣公訂 國父誕辰紀念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其意義亦即在此。

  尤其最令人感佩的,就是當中國在世界上的處境最艱困、國勢最衰弱的時候,中山先生卻一再提醒國人,應善盡中國對世界的「大責任」,並在民族主義中特別強調,未來中國強盛後,要發揮「濟弱扶傾」的「王道精神」,使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這種「世界大同」的精神,亦正是當今「後冷戰時代」國際上所亟需建立的共識。事實上,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注意到,許多全球性的問題,例如:地球環境的惡化、海洋生態的破壞、南極臭氧層的缺口、以及地球溫室效應的增高等等,都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所能獨力解決的,而有賴全面性的國際合作;We Are The World,在這「地球村」上,任何國家光做「自了漢」是不行的!而這種「先進」的國際合作觀念, 中山先生早在民族主義中就已再三強調了。我國成立多年,享譽第三世界的農耕隊,以及最近成立,極受歡迎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等等,都是我們實踐 國父遺教,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的表現,也是未來我們贏得是人敬重,增進國際地位的主要途徑之一。

民主制度、現代政府

  就民權主義的時代意義而言,個人認為可簡述為「民主制度」與「現代政府」;也相當於英文的Democratic Institution和Modern Government。清末論政者,雖也有「立憲」或「設議會」等主張,但他們大多是把這些民主政治的形式,當作救亡圖存的手段。唯有 中山先生把「民生」當作目的。他所要建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不但突破了中國數千年帝王專制的格局,在當時也是獨步於亞洲的,直到今天,更依然合乎世界潮流。假如自由民主主義果真如福山博士所斷言,是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那麼我們可以很驕傲的說:早在一個世紀之前,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就已經達到了那個境界。

  我國傳統政治崇尚「清靜無為」,比較強調政府的消極職能。西方民主國家早期也傾向「管得越少,政府越好」,但是 國父在本世紀初卻率先提出「萬能政府」的理念,主張現代政府應扮演一個積極性,甚至全能化的角色。西方國家則直到三○年代,美國羅斯福總統提出「新政」(New Deal),以政府力量刺激景氣復蘇後,政府的職能才日漸擴張。但矛盾的是,人們一方面希望現代政府是一個有反應、肯負責、敢擔當,而又具備高超能力的「萬能政府」;能夠為人民解決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另一方面,又擔心政府職能過於擴張而流於極權專制,因次又希望現代政府是一個人民能夠操控裕如的民主政府。

  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新興國家都面臨政治發展與經濟開發兩大問題。這些國家不同於歐美先進諸國,他們既無自發性的「產業革命」,更缺乏由下而上的民間發展動力,為求及早達成現代化,又必須在壓縮的時間表下,以極短的時間去完成歐美工業化國家兩百多年來所經歷的全部過程;於是唯有賴政府扮演「火車頭」的角色,由上而下地強力領導。但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正因有賴政府發揮強大的主導功能來發展經濟,往往經濟未必發展成功,卻非常容易落入專制獨裁的陷阱!

  上個月楚瑜奉派前往西班牙,代表中國國民黨正式加入由世界各主要民主政黨所組成的「國際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與會的一些國家代表,向我國致賀之餘,莫不認為:中華民國能夠創造經濟奇蹟固然不易,還能夠和平順利地完成憲政改革,落實民主政治更屬難能可貴。這是我們不好高鶩遠,能腳踏實地,按 國父「權能區分」的原則,本著經國先生所說:向全民負責,對歷史負責的誠懇態度,一步一腳印地推動我們的理想,讓「政府有能,人民有權」,才終能創造「政治奇蹟」。

經濟發展、社會公道

  就民生主義的時代意義而言,最重要的莫過於「經濟發展」與「社會公道」,相當於英文的Economic Development和Social Justice;也就是 國父常說的:「發達生產以致富,合理分配以求均」。

  後進國家的經濟開發,往往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紀要解決資本累積、人力資源和技術能力等問題,還必須克服諸多傳統社會非經濟因素的干擾,可說是件相當困難的事。因而 國父主張政府應負起民生建設的主要責任,應與人民「協力」「共謀」民生經濟的發展,他還首倡利用外資、外國人才和外國技術,並主張:將來中國之實業,應建設於「合作的基礎上」。

  歐戰結束後, 國父眼看西方戰後經濟日益蕭條,曾以英文寫了一本題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的計畫書,後來我們翻譯成「實業計劃」;他建議歐美先進國家運用戰後閒置的機器、材料、資金和人才,由「國際共同開發中國」。 國父這種「國際共同開發」的先進理念,當時雖未獲列強回應,但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了防止共產勢力擴張,在歐洲進行「馬歇爾計劃」,並著手援助後進國家,六○年代後又與聯合國合作在第三世界進行「國際共同開發計劃」,實亦即與 國父當年的理念不謀而合。

  由於經濟因素是蘇聯解體及華沙集團崩潰的主因。因此,冷戰結束後,世界各國都深刻體認到:光靠強大的軍事力量而無雄厚的經濟基礎,不但不足以維繫國家安全,反而會讓軍事負擔壓垮了國民經濟。同樣的,今年美國大選,決定選情的主要因素,既非蘇聯解體、冷戰獲勝,也非波斯灣戰爭的勝利,而是國計民生問題。因此「後冷戰時代」,世界各國莫不以發展經濟為首要之務,而逐漸以「商戰」取代「冷戰」。今年年初出版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院院長蘇洛(Leaster C. Thurow)所著題為「Head to Head—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and America」國內譯成「世紀之爭」的全美暢銷書,即認為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大戰」即將展開,致勝之道不在任何一個企業或國家單打獨鬥,而必須與他國合作,政府與企業更應密切配合,也就是 國父所說:政府與人民「協力」「共謀」經濟的發展。

  發展經濟固非易事,如何分配經濟發展的成果,更是困難。世界上任何一個已開發或發展中的國家,都有一段所得分配惡化期, 國父有鑑於此,因而在其民生主義中,特別強調防微杜漸,主張中國在發達生產的過程中,就要未雨綢繆兼顧「合理分配」的問題,而所謂「合不合理?」,也就是一個「社會公道」的問題。

  雖然我們常說:「公道自在人心」,事實上,「公道」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抽象概念,長久以來,什麼是「公道」?如何才算「公道」?一直都是哲學、政治、經濟和法理學上爭議不休的問題。正因「理未易明」,因此歷史上任何特別強調某一階層的「公道」所發展出的思想主張,往往易淪為極端主義,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道,共產主義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近年來研究「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的學者們即指出:發展中國家易於面臨一個所謂「馬克思情景」(Marxist Situation)的陷阱,即社會要求所謂的「公道」,而對於財富分配產生「平均主義」的心態,使資本的累積與投資的誘因受到斲傷,結果反淪為「均貧」的下場。而 國父所主張的社會公道,乃是一種立足點平等、機會均等的公道;他所主張的「合理分配」,是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的分配方式,其方法並非「劫富濟貧」,而是幫助貧者致富,進以達到所謂「大家發財」的「均富」理想。

守經達變、彈性務實

  事實上,民主政治乃是一種社會利益衝突與調和的「可能性藝術」;至於民主的方式,並非「零——和」式的勝負對決,而是溝通、妥協、各種損益,也就是國父所說的「調和」;以使整個社會獲得勝面最大,而負面最小的結果。事實上,國父既非不知變通的教條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而是一位非常實際的革命家與政治家。為了建立民國,國父固然有十次起義失敗仍不氣餒的韌性,但為了達成革命的目標,他也頗具彈性的曾與會黨保皇黨、兩廣軍閥、北洋政府甚至其他黨派進行階段性的妥協與合作,但又從不動搖其基本理想與目標,楚瑜認為,像 國父這種「守經達變」的務實精神,正是我們處於此劇變中的民主開放時代,面對理想與現實未盡調和時,所要特別心領神會之處。

  二十世紀已接近尾閭,一個新的時代正揭開序幕。回顧過去,固然三民主義在臺灣的成功經驗,已為我們重見了百餘年來所喪失的民族自信;並為中國的統一前途,揭櫫了一個更為明確的方向。然而時代巨輪不斷向前,我們決不可沈緬於過去的成就,而滿足於當前的局面;更不可因國家暫時的分裂,而萌生「臺灣獨立」的妄念,我們應該學習 國父寬闊的胸襟與遠大的眼光,徹底破除偏狹的省籍情結與地域觀念,而應以「天下為公」的襟懷,將三民主義的成功經驗,推廣至全中國。在此,我認為,我們也應正告中共: 中山先生的思想並非為中國國民黨而產生,更非為意識形態的時代而存在;他心心念念俱在全中國乃至全人類的共同福祉與前途, 中山先生固然創造了三民主義,但他從未使三民主義教條化而刻意排斥其他的思想主義;更從不凸出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的差異性,反而一再強調他們的共通性;因為, 中山先生的思想本即是集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之大成;只要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有利,他毫無一己之執或門戶之見。因此, 中山先生的思想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意識形態」,不如說是一套合情入理的「中國思維」,它並非中國國民黨專利的思想主義,而應該是全體中國人共同所有的資產。中共在與我們同時紀念 中山先生之餘,何不也共同分享這份豐厚的文化遺產,使中國早日統一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康莊大道之上呢?

日新又新、再創新局

  總之,雖然世局在變,時代在變,潮流也在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凡思想主義之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國需要者,必能永續存在於億萬中國人心中,成為未來中國統一與發展的必然方向。更何況國父思想已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而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不僅不會隨著「意識形態時代」的終結而沒落,更必因中華文化的復興而發揚。在此歷史性的關鍵時期,讓我們確實把握國父思想的時代意義,效法 國父日新又新的時代精神,在李總統領導下,共同開創中華民族更為恢宏璀燦的新時代!報告完畢。恭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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