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

各位朋友，同鄉朋友：

　　今天我看見這麼多朋友來聽我說話，覺得非常感動，無論什麼人，見到這樣多人的歡迎，都一定會非常感動的。我應該向諸位抱歉。我本來早一個月來，因為有點小病，到今天才能來，並且很抱歉這次不能去台南、台東看看五十年前我住過的地方，只有希望等下次來時再去。萬先生、游先生事先要我確定一個題目「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這個題目也可改做「中國文化傳統的自由主義」。「自由」這個意義，這個理想，「自由」這個名詞，並不是外面來的，不是洋貨，是中國古代就有的。

　　「自由」可說是一個倒轉語法，可把它倒轉回來為「由自」，就是「由於自己」，就是「由自己作主」，不受外來壓迫的意思。宋朝王安石有首白話詩：

　　風吹屋頂瓦，

　　正打破我頭。

　　我終不恨瓦，

　　此瓦不自由。

　　這可表示古代人對於自由的意義，就是「自己作主」的意思。

　　 二千多年有記載的歷史，與三千多年所記載的歷史，對於自由這種權力，自由這種意義，也可說明中國人對於自由的崇拜，與這種意義的推動。世界的自由主義運動也是愛自由，爭取自由，崇拜自由。世界的歷史中，對這一運動的努力與貢獻，有早有晚，有多有少，但對此運動都有所貢獻。中國對於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批評政府的自由，在歷史上都有記載。

　　中國從古代以來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但是坐監牢而犧牲生命以爭取這些自由的人，也不知有多多少少。在中國古代有一種很奇怪的制度，就是諫官制度，相當於現在的監察院。這種諫官制度，成立在中國政治思想、哲學思想之前。這種諫官為的是要監督政府，批評政府，都是冒了很大的危險，甚至坐監，犧牲生命。古時還有人借宗教來批評君主。在《孝經》中就有一章《諫諍章》，要人為「爭臣」、「爭子」。《孝經》本是教人以服從孝順，但是君王父親有錯時，作臣子的不得不力爭。古代這種諫官制度，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傳統，就是批評政治的自由。此外，在中國古代還有一種史官，就是記載君王的行動，記載君王所行所為以留給千千萬萬年後的人知道。古代齊國有一個史官，為了記載事實寫下「崔杼弒其君」，連父母均被君主所殺，但到了晉國，事實真像依然為史官寫出，留傳後世。所以古代的史官，正如現在的記者，批評政治，使為政者有所畏懼，這卻充分表示言論的自由。

　　以上所說的一種諫官御史，與史官制度，都可以說明在中國政治思想與哲學思想尚未成立時，就非常尊重批評自由，與思想自由。

　　中國思想的先鋒老子與孔子，也可以說是自由主義者。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老子所代表的「無為政治」，有人說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反對政府干涉人民，讓人民自然發展，這與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自由主義者。孔子所說的中庸之道，實在是一個中間偏左的態度，這可從孔子批評當時為政的人的態度而知道。孔子當時提出：「有教無類」，可解釋為「有了教育就沒有階級，沒有界限」。這與後來的科舉制度，都能說明「教育的平等」。這種意見，都可以說是一種自由主義者的思想。

　　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在二三千年前，這種思想能被提出，實在是一個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的傳統。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孟子給讀書人一種寶貴的自由主義的精神。

　　在春秋時代，因為國家多，「自由」的思想與精神比較發達。秦朝統一以後，思想一尊，因為自由受到限制，追求自由的人，處於這「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環境中，要想自由實在困難，而依然有人在萬難中不斷追求。在東漢時，王充著過一部《論衡》，共八十篇，主要的用意可以一句說明「疾虛妄」。全書都以說老實話的態度，對當時儒教「災異」迷信，予以嚴格的批評，對孔子與孟子都有所批評，可說是從帝國時代中開闢了自由批評的傳統。再舉一個例：在東漢到南北朝佛教極盛的時候，其中的一位君王梁武帝也迷信佛教。當時有個范縝，他著述幾篇重要文章，其中一篇《神滅論》，就是駁斥當時盛行的靈魂不滅，認為「身體」與「靈魂」，有如「刀」之與「利」。假如刀不存在，則無所謂利不利。當時君王命七十位大學士反駁，君王自己也有反駁，他都不屈服，可說是一種思想自由的一個表現。再如唐朝的韓愈，他反抗當時瘋狂的迷信。寫了一篇《諫迎佛骨表》，痛罵當時舉國為佛骨而瘋狂的事，而被充軍到東南邊區。後又作《原道》，依然是反對佛教。在當時佛教如此極盛，他依然敢反對，這正是自由主義的精神。再以後如王陽明的批評《朱熹》，批評政治，而受到很多苦痛。清朝有「顏李學派」，反對當時皇帝提倡的「朱子學派」，都可以說明在一種極不自由的時代，而爭取思想自由的例子。

　　在中國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哲學思想史、宗教思想史中，都可以說明中國自由思想的傳統。

　　今天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時代，已經到了「自由」與「不自由」的鬥爭，容忍」與「不容忍」的鬥爭，今天我就中國三千多年的歷史，我們老祖宗為了爭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評自由的傳統，介紹給各位，今後我們應該如何的為這自由傳統而努力。現在竟還有人說風涼話，說「自由」是有產階級的奢侈品，人民並不需要自由。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本文為1949年3月27日胡適在台北中山堂演講，黃谷辛記錄，原載1949年3月28日台灣《新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