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與將來

　　我代表出席會議的中國人說一句話：華盛頓大學主動積極地負責召集籌備這個中美學術會議，我們都要表示很熱誠的感謝。最早有開這個會議的想法的人是泰勒先生（George Taylor），然而如果沒有華盛頓大學的奧德伽校長（President Odegaard）、台灣大學的錢思亮校長熱心贊助，會議是開不成的。這個國際學術合作的大膽嘗試的幾位發起人，幾位合力支持的人，都抱着很高的期待，我們盼望這五天會議的收穫不致於辜負他們的期待。

　　我被指定在會議開幕儀式里擔任一篇演講，是我很大的榮幸，我非常感激。但我必須說，指定給我的題目，「中國傳統與將來」，是一個很難的題目。中國傳統是什麼？這個傳統的將來又怎樣？這兩個問題，隨便一個對我們的思想都是絕大的考驗。可是現在要我在一篇簡短的開幕儀式演講里回答這兩個問題，我知道我一定要失敗的，我只盼望我的失敗可以刺激會議里最能思想的諸位先生，讓他們更進一步，更深刻地想想這個大題目。

　　

一、中國傳統

　　我今天提議，不要把中國傳統當作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看，要把這個傳統當作一長串重大的歷史變動進化的最高結果看。這個歷史的看法也許可以證明是一種很有用的方法，可以使人更能了解中國傳統，——了解這個傳統的性質，了解這個傳統的種種長處和短處——這一切都要從造成這個傳統的現狀的那些歷史變動來看。

　　中國的文化傳統，在我的看法，是歷史進化的幾個大階段的最後產物：

　　一、上古的「中國教時代」。很豐富的考古資料證明，在商朝已經發展出來一個高度進步的文明，有很發達的石雕骨雕，有精美的銅器手工，有千萬件甲骨卜辭上所見的夠進步的象形會意文字，有十分浪費的祀祖先的國教，顯然包括相當大規模的人殉人祭。後來，到了偉大的周朝，文明的種種方面又都再向前發展。好多個封建諸侯長成了大國，而幾個有力量的獨立國家並存競爭，自然會使戰時與平時用的種種知識技術都提高。政治的方策術略愈來愈要講求了，有才智的人得到鼓勵了。《詩三百篇》漸漸成了通用的語文課本。詩的時代又漸漸引出來哲學的時代。

　　二、中國固有哲學思想的「經典時代」，也就是老子、孔子、墨子和他們的弟子們的時代。這個時代留給後世的偉大遺產有老子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他的無為主義的政治哲學；有孔子的人本主義，他的看重人的尊嚴，看重人的價值的觀念，他的愛知識，看重知識上的誠實的教訓，他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哲學；還有大宗教領袖墨子的思想，那就是反對一切戰爭，鼓吹和平，表揚一個他心目中的重「兼愛」的「天志」，想憑表揚這個「天志」來維護並且抬高民間宗教的地位。

　　中國的古文明在這個思想的「經典時代」的幾百年（公元前600至220）里經過了一個基本的變化，這是無可疑的。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特色，多少都是這個「經典時代」的幾大派哲學塑造磨琢出來的。到了後來的各個時代，每逢中國陷入非理性、迷信、出世思想，——這在中國很長的歷史上確有過好幾次——總是靠孔子的人本主義，靠老子和道家的自然主義，或者靠自然主義、人本主義兩樣合起來，努力把這個民族從昏睡里救醒。

　　三、第三段歷史的大進化是公元前221年軍國主義的秦國統一了戰國，接着有公元前206年第二個帝國，漢帝國的建立，以後就是兩千多年裡中國人在一個大統一帝國之下的生活、經驗，——這兩千多年裡沒有一個鄰國的文明可以與中國文明比。這樣一個孤立的帝國生活里的很長很特殊的政治經驗，完全失去了列國之間那種有生氣的對抗競爭，也就是造成中國思想的「經典時代」的那種列國的對抗競爭，——是構成中國傳統的特性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可以舉出這兩千多年的帝國生活的幾個特別色彩。（一）中國對於個大一統帝國里君主專制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二）一個有補救作用的特點是漢朝（公元前200至公元220）在頭幾十年裡有意採用無為的政治哲學，使一個極廣大的帝國在政治規模上有了一個儘量放任、尊重自由、容許地方自治的傳統，使這樣一個大帝國沒有龐大的常備軍，也沒有龐大的警察勢力。（三）再一個有補救作用的特點是逐漸發展出來一個挑選文官人才的公開競爭的考試制度，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試制度。（四）漢朝定出來一套統一的法律，這套法律在以後各朝代里又經過一次次的修改。不過中國的法制有一個缺點，就是不曾容許公開辯護，不能養成律師這種職業。（五）帝國生活的又一個特點是長期繼續使用已成了死文字的古文作為文官考試用的文字，作為極廣大的統一帝國里通行的書寫交通媒介。兩千多年裡，這種古文始終是公認的教育工具，是做詩做文用的高尚工具。

　　四、第四段歷史的大進化，實在等於一場革命，就是中國人大量改信了外來的佛教。中國古代的固有宗教不知道有樂園似的天堂，也不知道有執行最後審判的地獄。佛教的大力量，佛教的一切豐富的想象，美麗的儀式，大膽的宇宙論和形而上學，很輕易地壓倒征服了那個固有宗教。佛教送給中國的不是一層天，而是幾十層天，不是一層地獄，而是好多層地獄，一層層的森嚴恐怖各各不同。輪迴觀念、三生宿業的鐵律，很快地替代了舊的簡單的福善禍淫的觀念。世界是不實在的，人生是痛苦而空虛的，性是不清潔的，家庭是淨修的障礙，獨身齋化是佛家生活不可少的條件，布施是最高美德，愛要推及於一切有情生物，應當吃素，應當嚴厲禁慾，說話念咒可以有神奇的力量，——這一切，還有其他種種由海陸兩面從印度傳進來的非中國的信仰風尚，都很快地被接受了，都變成中國人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了。

　　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試舉一個例說，儒家的《孝經》告訴人，身體是受自父母，不可毀傷的。古代中國的思想家說過，生是最可寶貴的。然而佛教說，人生是一場夢，生就是苦。這種教條又引出來種種絕對違反中國傳統的風氣。用火燒自己的拇指，燒一根或幾根手指，甚至於燒整條臂，作為對佛教一位神的捨身奉獻：成了佛門弟子的一種「功德」！有時候，一個和尚預先宣布他遺身的日子，到了那一天，他自己手拿一把火點着那用來燒死他自己的一堆柴，不斷念着佛號，直念到他自己被火燒得整個身體倒下去。

　　中國已經印度化了，在一段奇怪的宗教狂熱里着了魔了。

　　五、再下一段歷史的大進化可以叫做中國對佛教的一串反抗。反抗的一種形式就是中古道教的開創和推廣。本土的種種信仰和制度統一起來，加上一點新的民族願望的刺激，想模仿那個外來的佛教的每一個特點而把佛教壓倒、消滅，這就是道教。道教徒採取了佛教的天和地獄，給它們起了中國式的名字，還造了一些中國的神去作主宰，整部《道藏》是用佛教經典作範本編造成的。好些佛教的觀念，例如輪迴、前生來世的因緣，都被整個兒借過來當作自己的。男女道士的清規是仿照佛教僧尼的戒律定的。總而言之，道教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排佛運動，用的方法只是造出一種仿製品來奪取市場。運動的真正目的只是消滅那個外來的宗教，所以幾次政府對佛教的迫害，最著名的是公元446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和845年（唐武宗會昌五年）兩次，都有道教勢力的操縱。

　　中國的佛教內部也起了對佛教的種種反抗。這種種反抗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要把佛教里中國人不能接受不能消化的東西都丟掉。早在四世紀，中國的佛教徒已漸漸看出佛教的精華只是「漸修」與「頓悟」，這兩樣合起來就是禪法（dhyana或ch』an，日語讀作zen），禪的意思是潛修，但也靠哲學上的覺悟，從公元400年到700年，中國佛教的各派（如菩提達摩開創的楞伽宗，如天台宗）大半都是禪宗。

　　禪宗的所謂「南宗」——在八世紀以後禪宗成了南宗專用的名字——更進一步宣告，只要頓悟就夠了，漸修都可以不要。說這句話的是神會和尚（公元670至762，據我的研究，是南宗的真正開創人）。

　　整個兒所謂「南宗」的運動全靠一串很成功的說謊造假。他們說的菩提達摩故事是一篇謊，他們的西天二十八祖故事是捏造的，他們的袈裟傳法故事是騙人的，他們的「六祖」傳也大部分完全是假的。但是他們最偉大的編造還是那個禪法起源的故事：如來佛在靈山會上說法。他只在會眾面前拈了一朵花，沒有說一句話。沒有人懂得他的意思。只有一個聰明的伽葉尊者懂得了，他只對着佛祖微微一笑。據說這就是禪法的源頭，禪法的開始。

　　最足以表示禪宗運動的歷史意義的一句作戰口號是：「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篇幅多得數不盡的經卷，算到八世紀的中文翻譯保存下來已有五千萬字之多（不算幾千萬字中國人寫的註疏講說），全沒有一點用處！這是何等驚人的革命！那些驚人的編謊家、捏造家，真正值得讚頌，因為他們只靠巧妙的大謊竟做到了一個革命，打倒了五千萬字的神聖經典。

　　六、中國傳統的再下一段大進化可以叫做「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或「中國的幾種文藝復興時代」。因為不只有一種復興。

　　第一是中國的文學復興，在八、九世紀已經蓬蓬勃勃地開始，一直繼續發展到我們當代。唐朝的幾個大詩人——八世紀的李白、杜甫，九世紀的白居易——開創了一個中國詩歌的新時代。韓愈（死在824）做到了復興古文，使古文成了以後八百年裡散文作品的一個可用而且很有力量的利器。

　　八、九世紀的禪門和尚最先用活的白話記錄他們的談話和討論。十一世紀的禪宗大師繼續使用活的文字。十二世紀的理學家也用這種活文字，他們的談話都是用語錄體記下來的。

　　普通男女唱歌講故事用的都只是他們懂得的話，也就是他們自己說的話。有了九世紀的木版印刷，又有了十一世紀的活字版印刷，於是民間的，「俗」的故事、小說、戲曲、歌詞，都可以印給多數人看了。十六、十七世紀有些民間故事和偉大的小說成了幾百年銷行很廣的作品。這些小說就把白話寫定了。這些小說就是白話的教師，就是推廣白話的力量。假如沒有這些偉大的故事和小說，現代的文學革命決不會在短短幾年裡就得到勝利。

　　第二是中國哲學的復興，到十一、二世紀已經入了成熟期，產生了理學的幾個派別，幾個運動。理學是一個有意使佛教進來以前的中國固有文化復興起來，代替中古的佛教與道教的運動。這個運動的主要目的只是恢復孔子、孟子的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並且重新解釋，用來替代那個為己的、反社會的、出世的佛教哲學。有一個禪門和尚提到，儒家的學說太簡單太沒有趣味，不能吸引國中第一等的人。因此，理學的任務只是使先佛教期的中國的非宗教性的思想，變得像佛教像禪法一樣有趣味有吸引力。這些中國哲學家居然能夠弄出來一套非宗教性的、合理的理學思想，居然有了一套宇宙論，一套或幾套關於知識的性質和方法的理論，一套道德與政治哲學。

　　理學也有好幾個派別，大半是因為對於知識的性質和方法的觀點不同而發生的。經過一段時間，理學的各派也居然能夠吸引最能思想的人了，居然使他們不再成群追隨佛門的禪師了。而最能思想的人一旦對佛教不再感興趣，那個偉大過來的宗教就漸漸衰落到無人理會的地步了，幾乎到了死的時候聽不見一聲哀悼。

　　第三，中國文藝復興的第三方面可以叫做學術復興，是在一種科學方法——考據方法——刺激之下發生的學術復興。

　　「無征則不信」，是孔子以後一部很早的名著里的一句話。孔子也曾鄭重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然而淹沒了中古中國的宗教狂熱與輕信是很有力量的大潮，很容易捲走那些求真求證的告誡。只有最好的訊案的法官還能夠保持靠證據思想的方法和習慣，但是有些第一流的經學大師居然也能夠有這種方法和習慣，這是最可慶幸的。要等到有了刻印書的流行，中國學者才容易有比較參考的資料，容易校正古書的文字，容易搜求證據，評判證據。有書籍印刷以來的頭二三百年裡，金石學的開創，一部根據仔細比較審定的資料寫成的大歷史著作的出現，都可以看得出有考證或考據的精神和方法。又有一派新的經學起來，也是大膽應用這種精神和方法去審查幾部儒家的神聖經典。朱子（1130—1200）就是這一派新經學的一個創始人。

　　考證或考據的方法到了十七世紀更走上有意的發展。有一位學者肯舉出一百六十條證據來論定一個單字的古音。又有一位學者花了幾十年工夫找證據來證明儒家一部大經書幾乎一半是很晚的偽作。這種方法漸漸證明是有用處的，有收穫的，所以到了十八九世紀竟成了學問上的時髦。整三百年的一個時代（1600—1900）往往被稱做考據的時代。 　　

二、大對照與將來

　　以上的歷史敘述已把中國傳統文化帶到了歷史變動最後階段的前夕，——這個最後階段就是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對照、衝突的時代。西方與中國和中國文明的第一次接觸是十六世紀的事。但是真正對照和衝突的時代到十九世紀才開始。這一個半世紀來，中國傳統才真正經過了一次力量的測驗，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次最嚴重的力量的測驗，生存能力的測驗。

　　在我們談過的歷史綱要里，我們已看到古代中國的固有文明，因為有了經典時代豐富的滋養和適當的防疫，足可以應付佛教傳入引起來的文化危機。不過因為本土的宗教過於單純，中國人在一段時間裡是被那個高度複雜又有吸引力的佛教壓倒了、征服了。差不多整一千年，中國幾乎接受了印度輸入的每一樣東西，中國的文化生活大體上是「印度化」了。但是中國很快地又覺醒過來，開始反抗佛教。於是佛教受了迫害、抵制，同時又有人認真努力把佛教本國化。有了禪宗的起來，佛教內部也做到了一種革命，公開拋棄了不止五千萬字的全部佛教經典。因此，到了最後，中國已能做到一串文學的、哲學的、學術的復興，使自己的文化繼續存在，有了新生命。儘管中國不能完全脫掉兩千年信佛教與印度化的影響，中國總算能解決自己的文化問題，能繼續建設一個在世的文化，一個基本上是「中國的」文化。

　　早在十六世紀的末尾幾年和十七世紀的頭幾十年，有一個新奇的但又是高度進步的文化來敲中華帝國的大門。最初到中國來的那些耶穌會士都是仔細挑選出來的，都是有準備的。他們的使命是把歐洲文明和基督教開始介紹給當時歐洲以外最文明的民族。最初的接觸是很友善又很成功的。經過一段時間，那些偉大的教士已不止能把歐洲數學、天文學上最好最新的成就介紹給中國頭腦最好的人，而且憑他們的聖人似的生活榜樣介紹了基督教。

　　中國與西方的強烈對照和衝突是大約一百五十年前開始的。對着諸位這樣有學問的人，這樣特別懂得近代歷史的人，我用不着重說中國因為無知、自大、自滿，遭了怎樣可悲的屈辱。我也用不着提中國在民族生活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因為不得其法，又總是做得太晚，遭了怎樣數不清的失敗。我更用不着說中國在晚近，尤其是民國以來，怎樣認真努力對自己的文明重新估價，又在文化傳統的幾個更基本的方面，如文字方面、文學方面、思想方面、教育方面，怎樣認真努力發動改革。諸位和我都是親眼看見了這種種努力和變化的，我們中國代表團里年長些的人有大半都是親身參與過這些活動的。

　　我今天的任務是請諸位注意與「中國傳統的將來」這個題目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的幾件事。我想我們要推論中國傳統的將來，應當先給這個傳統在與西方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對照之後的狀況開一份清單。我們應當先大致估量一下：中國傳統在與西方有了這樣的接觸之後，有多少成分確是被破壞或被丟棄了？西方文化又有多少成分確是被中國接受了？最後，中國傳統還有多少成分保存下來？中國傳統有多少成分可算禁得住這個對照還能存在？

　　我在好些年前說過，中國已經確實熱心努力打掉自己的文化傳統里種種最壞的東西：「短短幾十年裡，中國已經廢除了幾千年的酷刑，一千年以上的小腳，五百年的八股。」我們還要記得，中國是歐洲以外第一個廢除君主世襲的民族。中國的帝制存在了不止五千年之久，單單「皇帝也要走開」這一件事對廣大國民心理的影響就夠大了。

　　這些以及其他幾百件迅速的崩潰或慢慢的消蝕，都只是這個文化衝突激盪時期的自然犧牲。

　　這些文化的犧牲都不值得惋惜哀悼。這種種革除或崩潰都應當看作中國從孤立的舊文明枷鎖之下得到解放的一部分現象。幾千年來中國的政治思想家從沒有解決如何限制一個大一統帝國里君主專制的問題，然而幾十年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接觸就夠提出解決的方法了：「趕掉皇帝，廢除帝制」。其他許多自動的改革也是一樣。八百年的理學不能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的行為，然而幾個傳教士帶來了一個新觀點就夠喚起中國人的道德意識，夠把小腳永遠廢了。

　　中國從西方文明自動採取吸收的又有多少成分呢？這個清單是開不完的。中國自動採取的東西，——無論是因為從來沒有那些東西，或者沒有相當的東西，還是因為雖然有相當的東西但要差一等——確實總有幾千件。中國人採取了奎寧、玉蜀黍、花生、煙草、眼鏡，還有論千種別的東西，都是因為以前沒有這些東西，所以願意要這些東西。用鐘錶是很早的事，不要多久滴漏就被淘汰了。這是一個高一等的機械代替一個次一等的東西的最明顯的例。從鐘錶到飛機和無線電，論千件的西方科學工藝文明的產物都可以列在我們的清單上。就智識與藝術的範圍而論，這份清單可以從歐幾里德起一直開到當代的許多科學家、音樂家、電影明星，這個單子真是開不完的。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從舊文明里丟掉沖刷掉這一切，又從近代西方文明自動採取了這上千個項目，然後中國傳統保存下來的成分又還有多少呢？

　　不止四分之一世紀以前，在1933年，我有一回演講，專論中國與日本文化反應的不同型態。我指出日本的現代化可以叫做「中央統制型」，而中國，因為沒有一個統治階級，所以中國的現代化是文化反應的另一個型態，可以叫做「長期曝露與慢慢滲透造成的文化變動」。我接着說：

　　這樣，我們實在是讓一切觀念、信仰、制度很自由地與西方文明慢慢接觸，慢慢接受感染，接受影響，於是有時起了一步步漸進的改革，也有時起了相當迅速或激烈的變動。……我們沒有把哪一件東西封閉起來，我們也不武斷禁止哪一樣東西有這種接觸和變化。

　　過了幾年，我又抱着差不多同樣的看法說：

　　中國的西方化只是種種觀念漸漸傳播滲透的結果，往往是先有少數幾個人的提倡，漸漸得着些人贊成，最後才有夠多的人相信這些觀念是很合用或很有效驗的，於是引起來一些影響深遠的變化。從穿皮鞋到文學革命，從用口紅到推翻帝制，一切都是自動的，都是經過廣義的「理智判斷」的。中國沒有一件東西神聖到不容有這樣的曝露和接觸，也沒有一個人，或一個階級，有力量防止那一種制度受外來文化感染浸蝕的影響。

　　我從前說過的話的要點只是：我認為那許多慢慢的、但是自動的變化，正好構成一個可以算是民主而又可取的文化變動的型態，——一個長期曝露，自動吸收的型態。我的意思也是要說，那種種自動的革除淘汰，那種種數不清的採納吸收，都不會破壞這個站在受方的文明的性格與價值。正好相反，革除淘汰掉那些要不得的成分，倒有一個大解放的作用；採納吸收進來新文化成分，只會使那個老文化格外發輝光大。我決不擔憂站在受方的中國文明因為拋棄了許多東西，又採納了許多東西，而蝕壞、毀滅。我正是說：

　　慢慢地、悄悄地，可又是非常明顯地，中國的文藝復興已經漸漸成了一件事實了。這個再生的結晶品看起來似乎使人覺得是帶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試把表面剝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這個結晶品的材料在本質上正是那個飽經風雨侵蝕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徹的中國根底，——正是那個因為接觸新世界的科學民主文明而復活起來的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

　　這是我在1933年說的話。我在當時可是過分樂觀了嗎？隨後這幾十年來的事變可曾把我的話推翻了嗎？

　　然而將來又怎樣呢？「中國根底」，「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現在成了什麼樣子呢？在整個中國大陸經過十一年來的共產統治之後，這個中國根底又將要變得怎樣呢？鐵幕統治決不容許接觸自由世界的毒素影響，決不容許受這種影響的感染，當然更決不容許「長期曝露」，試問那個「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長期受了這樣的統治，是不是還能夠繼續存在呢？

　　預料將來總是一件冒險的事。但是，我近幾年來看了不止四百萬字的「清算」文獻。每一篇清算文獻都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他們的政府所怕的是什麼，他們費盡了心機想要連根消滅的是什麼。看了這種大量的清算文獻，我深信我有根據可以說：今日控制大陸的那些人還是怕自由精神，怕獨立思想的精神，怕懷疑的精神或方法，怕考據的工夫：作家胡風被判了罪，因為他和追隨他的人表示了自由精神，表示了獨立的思考，而且竟敢反抗黨對文學藝術的控制。梁漱溟，我的朋友，也是老同事，逃不掉整肅，只因為他表示了可怕的懷疑精神。「胡適的幽靈」也值得用三百萬字討伐，因為胡適對於傳統經學大師的考據精神和方法的傳布負的責任最大，更因為胡適有不可饒恕的膽量說那種精神和方法就是科學方法的精華。

　　看了這許多整肅文獻，我才敢相信我所推崇的那個「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在中國大陸上還存在着，才敢相信那個曾盡大力量反抗中古中國那些大宗教，而且把那些宗教終於推倒的大膽懷疑、獨立思想、獨立表示異議的精神，即使在最不可忍的極權控制壓迫之下，也會永久存在，繼續傳布。總而言之，我深信，那個「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的傳統沒有毀滅，而且無論如何沒有人能毀滅。

（本文為1960年7月10日胡適在西雅圖中美學術

會議的英文演講，徐高阮中譯文載1960年

7月21日至23日台北《中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