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章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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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第七章 王充的文學批評

中國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 作者：羅根澤 1943年

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 第二章 文筆之辨

一 文學含義的淨化

周秦所謂「文學」，指學術而言，但現在所謂「文學」，也包括在內。兩漢繼周秦之後，仍以「文學」括示學術，而另以「文章」括示現在所謂「文學」。這種分別，直至曹魏猶然。如夏侯惠云：「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一《劉劭傳》）但也有覺得不應當以「文學」括示學術的，由是易以「儒學」。如劉劭《人物誌·流業》篇云：「人之流業，有十二焉。」「有文章，有儒學。」「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其所謂「儒學」雖不能說是全同於兩漢所謂「文學」，但兩漢所謂「文學」確大半是「儒學」。劉劭不名為「文學」而名為「儒學」，大概因為那時的「文學」二字，已逐漸不是指學術而言了。

「文學」之不用指學術而言，在東漢已開其端緒。張衡《南陽文學儒林書贊》云：「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愍文學之弛廢、懷儒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文學」與「儒林」連舉，可見「文學」不即是儒林之學。不過只是連舉，而不是對舉，所以不能說其所謂「文學」，即同於劉劭的與「儒學」對舉的「文章」，更不能說即同於現在所謂「文學」。魏邯鄲淳作《漢鴻臚陳紀碑》云：「研幾道藝，涉覽文學。」其所謂「文學」，也大概略同於張衡所謂「文學」；既非指學術而言，亦非指「文章」而言，實介於學術與文章之間，純是一種過渡的用法。

曹丕（186—226）作《典論論文》，稱「文章經國之大業」，還沒有言及「文學」二字。至宋范曄（396—445）作《後漢書·文苑傳》，始時稱「文章」，時稱「文學」。稱「文章」者，如《王隆傳》、《黃香傳》皆云：「能文章。」《傅毅傳》云：「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李尤傳》云：「少以文章顯。」《崔琦傳》云：「以文章博通稱。」《祢衡傳》云：「文章言議，非衡不定。」又云：「其文章多亡雲。」稱「文學」者，如《傅毅傳》云：「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台令史。」《邊韶傳》云：「以文學知名。」玩其意蘊，「文章」、「文學」似沒有多大的區別。至何謂「文章」「文學」？范曄於《文苑傳贊》云：

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實質緣於「情志既動」，形式則是「篇辭為貴」，與我們所謂「文學」已無大異，不過未鮮明的謂此為文學定義而已。

至梁蕭子顯作《南齊書》，特立《文學傳》，而篇中則稱為「文章」，言：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游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

實質方面是「情性之風標」，「蘊思含毫，游心內運」，「稟以生靈，遷乎愛嗜。」形式方面是「神明之律呂」，「放言落低，氣韻天成」。與現在所謂「文學」，實在沒有多少區別，與周秦兩漢所謂「文學」，則迥然不同了。

此外若宋文帝立四學，「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對立，其所謂「文學」，不惟不包括「儒學」、「玄學」，亦且不包括「史學」。劉義慶《世說新語》有《文學》篇，所述亦只限於詩人文士。《梁書·簡文帝紀》稱「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文學傳》中的《劉苞傳》云：「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劉溉，溉弟洽，從弟沅，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同上《劉勰傳》云：「昭明太子愛文學，深愛接之。」其所謂「文學」，也很顯然的略同於現在所謂「文學」，大異於周秦兩漢所謂「文學」。

二 文學概念的轉變

文學含義的淨化，基於文學概念的轉變。本來宇宙萬象，永遠在變化。但變化的過程，有「漸變」、「突變」之別。古代文學概念的突變時期在魏晉。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

至於建安（漢獻帝年號，196——220）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畜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又云：

降及元康（晉惠帝年號，291—299），潘陸特秀，律異班馬，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

以前也不是沒有文，但一則比較崇實尚質，二則偏於紀事載言。至建安，「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才造成文學的自覺時代。「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才造成文學的燦爛時代。

這是就創作風氣而言。創作風氣隨文學理論為轉移。東漢末年的王逸作《楚辭章句序》雲「戰國並爭，道德陵遲，……屈原……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引見二篇三章六節），還有載道的觀念。曹丕作《典論論文》，既未言道，亦未言情。陸機（261—303）作《文賦》云：

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文選》卷十七）

《文賦序》又云：

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情形，非情感）。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

「理」已不似「道」的嚴酷，「意」更較「理」為游移；可以包括嚴酷之「道」，也可以包括微溫之「情」。

吳時的陸機還兼取「理」「意」，宋時的范曄則棄「理」取「意」。他的《獄中與諸甥侄書》云：

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都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

文中雖謂「以意為主」，但又謂「情志所託」，可見其所謂「意」偏於「情」，與陸機所謂「意」之偏於「理」者不同。總之，「道」是最嚴酷的，「情」是最微溫的，「理」與「意」則是由「道」至「情」的橋梁；兩漢的載道文學觀便借了這架橋梁，渡到魏晉六朝的緣情文學觀。

三 文學價值的提舉

伴着文學概念轉變而來的問題是文學價值。周秦兩漢的時候，文學的價值不在文學的本身，而在文學的紀事載言。曹丕《典論論文》云：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審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文選》卷五十二）

曹丕是提出文學價值的第一人，稱文章為「不朽之盛事」當然期許甚高。但一則於「不朽之盛事」以前，先譽為「經國之大業」，則其價值仍然不全在文學本身，而在文學之有「經國」的功能。二則作者寄身翰墨，見意篇籍，是為的「聲名自傳於後」，則其重文是緣於「名」而非緣於「實」。

曹丕譽文章為「經國之大業」，曹植（192—232）則詆辭賦為「小道」。《與楊德祖書》云：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茲也。昔楊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文選》卷四十二）

這在曹植或者是憤激之言。此書又云：「僕少好為文章（他本作辭賦），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又前錄序亦云：「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但因文受累，所以詆為小道。且自己「位為藩侯」，因為乃兄妒棄，不得「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由是只以辭賦名家，當然由憤懣不平，而妒恨辭賦。楊德祖（173—217）的復書——《答臨淄侯箋》，便極力為辭賦辯護云：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德祖名）家子云，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皆有諐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業，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文選》卷四十）

觀此，知辭賦文章的價值，已為時人所公認，所以曹植以藩侯之尊，詆毀辭賦，便招楊脩的公然辯詰。而曹植的詆毀辭賦，是由於不得經國立功的憤激心理，也益可瞭然。

阻止文學獨立，壓抑文學價值的，是道德觀念與事功觀念。曹植的不甘「以翰墨為勳績」，便是重事功，而輕文學。曹丕的稱文章為「經國之大業」，則是提拔文學，使與事功抗混。至於道德，就是曹丕也覺得高於文學。《與王朗書》云：「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直至晉代的葛洪，始使文學賀乎道德之上。他的《抱朴子》外篇有《文行》一篇，稱「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他的答辯云：

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跡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鍵，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不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平津館叢書》本卷四十五）

此言不只見於《文行》篇，亦見於《尚博》篇，可見是葛洪批評道德文學的重要言論。在《尚博》篇又假為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不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行本而學末。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他的答辯云：

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議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舍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卷三十二）

前者還等視道德文章，此更謂道德為粗，文章為精。

由曹丕的提拔，文章已與事功抗混；由葛洪的評贊，文章又駕道德之上。這樣至於梁朝，遂有簡文帝蕭綱的文學高於一切說，《答張贊謝示集書》云：

竊常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楊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

假使他是魏文帝，只「辭賦小道」一語，也可置曹植於死罪了。又作《昭明太子集序》云：

竊以文之為義，大哉遠矣。……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衛九光之度，方珠喻龍，南樞北陵之采，此之謂天文。文籍生，書契作，詠歌起，賦頌興，成孝敬於人倫，移風俗於王政，道綿乎八極，理浹乎九垓，贊動神明，雍熙鍾石，此之謂人文。若夫體天經而總文緯，揭日月而諧律呂者，其在茲乎。

六朝文盛的緣故，這種文學高於一切的觀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四 社會學術的因素

這樣一個巨烈的轉變，當然有多方面的因素，最要者為下述四種：

（一）由於社會的轉捩。本來人是有理智同時又有情感的動物，發於理智的文學偏於紀事載言，發於情感的文學偏於吟詠情性。漢魏的社會，一般的說來，是由治而亂。治世有光明的前途，理智得到發展的機會；政教有常軌，情感遭受相當的限制。亂世的前途暗淡，理智的計劃無用；政教無標準，感情可以任意發展。所以自建安的文學，「甫乃以情緯文」。紀事載言的文章宜於質，吟詠情性的作品需要文，所以自建安的文學「甫乃以文被質」。

這只是就治亂的分野，探求文學的動態。更具體的分析，漢末魏晉，由混戰及其他原因，促成都市及莊園的發展。也是「遺風餘烈，事極江左」。如北方的許都、洛下，南方的金陵、會稽，都極繁榮，同時也都是文人薈萃之所。都市的文學當然要綺麗華美。至莊園則以兩種的姿態出現：一為國家莊園。如鄧艾的以軍屯田於陳蔡（《三國志·魏志》卷二十八《鄧艾傳》），徐邈的以民屯田於涼州（同上卷二十七《徐邈傳》）。一為大族莊園。如《三國志·魏志·倉慈傳》云：「舊大族田地有餘，小民無立錐之土。」所謂莊園，有供給經濟的莊田，還有供給游居的園林。當時的園林很發達，最有名者，北為石崇的洛陽金谷園，南為王羲之的會稽蘭亭。一時的文人，不是自有莊園，就是做有莊園者的清客，由是表現為「憐風月，狎池館」（《文心雕龍·明詩》篇）的文學。園林中的點綴不能只有花草還須有美人。同時小民既無立錐之地，生活困難，也只有將自己的子女，賣給大族為奴婢。《世說新語·汰侈》篇載「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飲客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可見美人在園林中的地位。而在這裡的文人作品，自然又表現為「醇酒婦人」。前者是自然文學，後者是浪漫文學，兩者都是「以情緯文」，同時也都需要「以文被質」。

（二）由於政治的倡導。這是劉勰、鍾嶸已經說過的。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云：「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鍾嶸《詩品序》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蔚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可見建安時代的文學特盛，與曹公父子的以政治的力量提倡有關。建安十五年，曹操令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三國志·魏志》卷一《武帝傳》）。二十二年，又令舉「被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同上）。影響於文學的，當然是棄道緣情。

（三）由於經學的衰微。經書所載，雖未必都是聖人之道，但後世卻謂聖人之道載之於經，由是經書成了道德之府，而宗經為文者遂偏於「道」，反經為文者則偏於「情」。裴子野反對自宋迄梁的雕蟲之文，謂當時的「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詳七節）。可見「吟詠情性」，便「擯落六藝」；而「擯落六藝」，也便「吟詠情性」。創造宮體詩的蕭綱，反對宗經，《與湘東王書》云：「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詳八節）更可見「緣情」與「宗經」的勢不兩立。《顏氏家訓·序致》篇雲「雖讀《禮》傳，微愛屬文」（卷一），也認屬文與讀《禮》衝突。兩漢是經術獨尊的時代，所以載道尚用的色彩，特別濃厚，就是唯美的辭賦，也要給予「諷」「諫」的功能（詳二篇三章五至八節）。盛極而敝，至東漢末年的桓靈時代，釀成黨錮之患，有名的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率皆身首異處，親友株連。作史者溯厥原始，推於「自武帝以後，崇尚儒術，懷經協術，所在霧會」（《後漢書·黨錮傳》）。由是士子視經學為畏途。《南史·儒林傳》稱：「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學。」顧炎武《日知錄》云：「東漢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卷十三《兩漢風俗》）唯其經術節義衰，所以文章才盛；唯其經術節義衰，所以文章才轉於「緣情」。

（四）由於佛經的東漸。佛經的傳譯，確如僧祐所言：「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出三藏記集》卷一《名錄序》）而文學觀念的轉變，恰在稍後的魏晉，其中機緣，可以推知。鳩摩羅什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詳四篇八章三節）恐怕「失其藻蔚」，正是求傳其藻蔚。由是由譯經的求傳藻蔚，使創作的風尚也趨向藻蔚。如再分析證明，則文學的講求音律，由於「轉讀」「梵音」；文學的注重辭藻，由於「唱導」「說法」。釋慧皎《高僧傳·經師論》稱佛經的音律：「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又言：「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音＇。」中國之「轉讀」「梵音」始於曹植。所以《經師論》又云：「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制，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大藏經》本卷十三）首先傳梵聲的是曹植，首先講文氣的是曹植的哥哥曹丕；文氣自然的音律，與梵聲應有相當關係。至人為的音律的四聲之由「轉讀」「梵音」而來，陳寅恪先生有詳細的考證（詳四章四節）；由彼例此，益知也有關梵聲了。

《高僧傳》卷十三《唱導論》云：「唱導者，蓋所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只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旁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髮，每至齊集，輒自升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後世傳受，遂成永則。」知「唱導」「說法」，略同於耶穌教的「講道」，目的在宣傳教義。宣傳教義者須聲辯才博。《唱導論》又云：「夫宣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無以警眾，非辯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采，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眾驚心，聲之為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為用也；綺制雕華，文采橫逸，才之為用也；商榷經論，采撮書史，博之為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為出家五眾，則須切語無常，若陳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為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知眾，又能善說。」本來宣傳的事業，立意甚簡，端重詞藻，所以古代的文學散文出於縱橫家的遊說之辭（詳二篇二章一節），魏晉文學的重視詞華，當然與佛家的「唱導」「說法」有關。

五 葛洪的反古與提倡博富艱深的文學

由兩漢的重道輕藝，重情輕文，重述輕作，重經輕子，轉到魏晉六朝的重藝輕道，重文輕質，重作輕述，重子輕經，自然要胎育出一些大膽的反傳統觀念的人物。這種人物的代表者，在漢末的為王充，在魏晉的為葛洪。葛洪最崇拜王充，他的《抱朴子》外篇特立《喻蔽》一篇，為王充鼓吹辨護，說「王仲任（充字）作《論衡》八十篇，為冠儒大才」。王充提倡作，卑視述，葛洪亦云：

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平津館叢書》本《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喻蔽》篇）

王充因為尚作卑述，所以瞧不起說經的「世儒」，揄揚著作的「文儒」，葛洪也便進而鼓吹子書：

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也。雖津塗殊辟，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拘系之徒，桎梏淺溢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為不急。或雲小道不足觀，或雲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袞藻麗，眾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呆拙，以虛華之小辨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嘆可慨者也。（同上卷三十二《尚博》篇）

王充反對世俗的「好珍古，不貴今」，葛洪更進而謂今勝於古：

《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詞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涔博富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孫星衍雲，當作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條舉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篇，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同上卷三十《鈞世》篇）。

痛罵崇古卑今的人，說他們是「守株之徒」，說他們是「有耳無目」（亦見《鈞世》篇）。

王充只是卑薄經生，還沒有大膽的論到經書的本身；葛洪不惟大膽的論到經書的本身，而且說《尚書》、《毛詩》都不及漢魏的文章；不用說在兩漢尊經之後，就是在廢經倒孔的「五四」時代，這種言論也要使大部分的人舌矯而不敢下的。這是如何大膽的批評！固然經書的巨手不能伸展在魏晉六朝是有許多原因的，而葛洪這種大膽的批評，也確是抵制經書的生力軍。

不過葛洪雖在繼承王充反抗時代的盛業，卻有與王充絕對不同者一點，就是王充雖也尚文，而反對「雕文飾辭」之文，葛洪則提倡「雕文飾辭」之文。所以王充是兩漢文學觀的結束者，葛洪則是魏晉六朝文學觀的開國功臣。王充不贊成「好珍古，不貴今」，理由是「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偽，無有故新」。葛洪以為今勝於古的，是「清富贍麗」與「汪潑博富」。又云：

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雕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斬好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鈞世》篇）

王充說「文由語也」。葛洪卻云：

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為知音（原作有，據孫星衍校改），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為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鈞世》篇）

這一主贍麗，二主艱深的意見，便鑄成了六朝的文學觀，領導了六朝的文學。

六 蕭統的擯除子史與提倡翰藻的文學

劉劭稱司馬遷、班固為文章家，謂「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是認為史書也是在文學之內。葛洪反對「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詆其「真偽顛倒，玉石混淆」，是認為子書還優於詩賦。至蕭統（500—531）編《文選》，則謂子史都不是文學。《文選序》云：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徂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則他所謂文學，不包括子史。就是經書，雖蒙其尊崇，但也不予選錄。他所選錄的，必須「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純是從美術的觀點，定文學的範疇。

美的文章，必生於真的情志，所以《文選序》又說：「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但真的情志，卻不必是男女性愛。專寫男女性愛之文，蕭統甚表菲薄。所以《文選序》又云：

《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

蕭統還作有《陶淵明集序》，稱淵明「文章不群，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但謂：

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

至他所理想的文學，則見於《答湘東王求文》及《詩苑英華》書云：

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

蕭統的這種主張，頗能引起替他作集序的劉孝綽（481—539）的同調：

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為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植勸其修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昭明太子集序》）

與蕭統的主張，可謂同出一轍。

七 裴子野《雕蟲論》

有提倡辭藻的，就有反對辭藻的；反對辭藻的要以裴子野（468—530）為最激烈，他以為當時的文學不過是「雕蟲」而已，特作《雕蟲論》云：

宋明帝博好文章，……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氣，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應（《通典》作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為（《通典》此下有詩學）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通典》作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悅，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為經史，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裴爾為功（《通典》作曹），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通典》此下有遺字）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敢（《通典》作敦）。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全梁文》卷五十三《通典》卷十六）

自然這是從崇尚辭藻後的當然反響，但不出於旁人，而獨出於裴子野，恐與他是史學家而非文學家有關。他「因宋之新史，為《宋略》二十卷」。自言：「剪截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為石。夫黜

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宋略》總論，見《全梁文》卷五十三）如蕭統所言，史「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所以崇尚簡要，菲薄辭藻。《梁書》卷三十本傳云：「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製作多法古，與今文異體。當時或有詆詞，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既「不尚麗靡之詞」，當然反對「雕蟲之藝」了。

八 蕭綱的鼓吹「鄭邦」文學

六朝究竟是崇尚辭藻的時代，所以裴子野的作風與論調，雖有一部分人「翕然慕之」，然馬上又惹起反響。梁簡文帝蕭綱（503—551）《與湘東王書》云：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時。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挺，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亦分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合，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嘆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梁書》卷四十九《文學》上《庾肩吾傳》）

裴子野慨嘆「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的「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蕭綱則謂「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裴子野詆當時的詩文，「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蕭綱則慨嘆「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嘆息」。裴子野「不尚麗靡之詞」；蕭綱則薄其「無篇什之美」，「質不宜慕」。逐處與裴氏相反，雖不能遽謂是針對雕蟲論而發，但確是在駁斥裴氏一派的理論。蕭綱雖未明白反對經傳，但謂文學不應效法經傳；雖未明白提倡淫麗，但謂不應輕視鄭邦閩鄉。又《誡當陽公大心書》云：「立身須謹慎，文章須放蕩。」無怪乎章太炎先生說「簡文變古，志在桑中」（《國故論衡·文學總略·論式》）了。

九 徐陵的編輯「麗人」艷歌

蕭綱只是慨嘆文人的「瞻鄭邦而知退，望閩鄉而嘆息」，徐陵（507—583）更進而提倡艷歌—提倡麗人的艷歌。他編了一部千古傳誦的絕頂香艷的《玉台新詠》。《玉台新詠》的編輯，不惟顯示了徐陵的文學觀，而且顯示了當時的文學觀，因為偉大的總集的編輯，每是時代的結晶。況說《玉台新詠》所收又大半是魏晉以迄齊梁的作品，則香艷文學的創作，是當時的普遍現象了。

徐陵在《玉台新詠序》裡，不談詩的問題，而先用了二百多字形容「麗人」的「傾城傾國，無對無雙」。然後說到麗人的「妙解文章，尤工詩賦，……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無非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然後才說到「往世名篇，當今巧制，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借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瞑寫，弄筆晨書，撰錄艷歌，凡為十卷」。自稱：「曾無忝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這在徐陵看來，或者是一點不錯，但在兩漢或唐宋的載道文人看來，恐不勝風雅淪亡之嘆。

不錯，《玉台新詠》十卷全是「艷歌」，但大半是「醜男」之作，出於「麗人」者很少。而大主選徐陵先生卻全系在「麗人」之下，—全系在「傾城傾國，無對無雙」的「麗人」之下。既是「無對無雙」，就是「唯一無二」，那麼，十卷艷歌，都是一位「麗人」所作，何來的「往世名論，當今巧制」？本來是一位「麗人」的專集，何勞徐陵先生的「撰錄」？所以若從邏輯上言，根本不通；而從心理上言，則是徐陵的一種企向：「艷歌」出於「麗人」，才更香艷；「麗人」而「傾城傾國，無對無雙，」才更美滿。至於閱讀，本是人人有份，而徐陵卻云：

至如青牛帳里，余曲既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稻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縴手。……孌彼諸姬，聊同棄日；懿與彤管，麗矣香奩（一作無或譏焉）。

這也是不合邏輯的香艷心理。由香艷心理，表現為香艷文學觀。劉蕭《大唐新話》雲「梁簡文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為《玉台新詠》以大其體」也是一種不合邏輯的記載。但徐陵本是簡文帝的僚友，授意於簡文，非不可能。果然，這種香艷的文學觀，徐陵真是不能獨占了。

十 蕭繹的兼重華實

蕭綱《與湘東王書》，提倡「鄭邦」文學，末謂：「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但蕭繹（507—554）—就是湘東王，也就是梁元帝—卻反對「輕側」之文，所作《金樓子·立言》篇下云：

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為貴。用百家則多尚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蛇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強相附會。事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夫酌挹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也。是故言顧行，行顧言。原憲云：「無財謂之貧，學不行謂之病。」末俗學徒，頗或異此。或假茲以為伎術，或狎之以為戲笑。若謂為伎術者，犁靬眩人，皆伎術也；若以為戲笑者，少府斗獲，皆戲笑也。未聞強學自立，和樂慎禮若此者也。（《知不足齋叢書》本卷四）

這直然是載道的文學觀，與乃兄異趣。但《廣弘明集》卷二十載有他所作的《內典碑銘集林序》，則又放下了道學的牌子。在那裡說：

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翻復博涉，體制不工。能使艷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

自然這也不同於乃兄的提倡「鄭邦」文學，而與別一乃兄蕭統的意見略相近，比《金樓子·立言》篇的話和平多了。蓋因他之作《金樓子》，本「念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於世。曹子桓云：「立德著書，可以不朽。＇杜元凱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幾。」故戶牖懸刀筆，而有述作之志矣」（《金樓子序》）。所以不能不板着面孔說道學話。實則他「幼好雕蟲，長而彌篤，游心釋典，寓目詞林」（《內典碑銘集林序》），所以仍然不能忘懷美辭。但美辭漸為世厭倦，也可於此略窺一二。論文專家的劉勰，對藻繢艷麗的文學，也極力排斥，別為專章論次，這裡恕不復敘，然批評理論的轉變，卻由彼更得到了充分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