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 作者：胡适

　　郭绍虞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上卷起自古代，下至北宋，已近三十万字。此书有几种长处：第一，作者搜集材料最辛勤；这一千多年中，关于文学批评的议论，都保存在这书里，可省去后来治此学者无穷的精力。读者的见解也许不一定和郭君完全一致，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宝贵这一巨册的文学批评史料。第二，郭君的论断未必处处都使读者满意，但他确能抓住几个大潮流的意义，使人明了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演变的痕迹。他把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作三个大时期：隋以前为文学观念演变期，隋唐至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以至现代为文学批评完成期。这三个阶段的名称，我个人感觉的不很满意，因为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从古至今，都只是一个不断的文学观念演变时期；所谓“复古”期，不过是演变的一种；至于“完成”，更无此日；南宋至今，何尝有个完成的文学观念？然而我们若撇开了这三个分期的名称，平心细读郭君的叙述，还可以承认他的错误不过是名词上的错误，他确已看出了中国文学观念到隋唐以后经过一个激烈的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在形式上是复古，在意义上其实是革新。从隋唐到北宋的文学运动是一种“文艺复兴”，是一个“再生”时代，是一个托古而革命的阶段。这时期的文学批评只是那个文学运动的自觉的理论，所以也不免显出一点复古的色彩。用这种眼光来看此书，我们还可以承认郭君的判断在实质上是有见地的。我们读此书的第五第六两篇，可以明白那个时代的“古文运动”不是偶然的，不是韩愈、柳宗元等两三个人偶然倡出来的，乃是一个经过长期酝酿，并且有许多才智之士努力参加的大运动；不是盲目的；乃是有许多自觉的理论作基本的革新运动。所以此书的最大功用在于辅助文学史，在于使人格外明了文学变迁的理论的背景。

　　此书也有一些可议之处。如本书第二篇论古代文学观念，即使我们感觉不少的失望。最不能使人满意的是把“神”“气”等等后起的观念牵入古代文学见解里去。如《孟子》说“浩然之气”一章与文学有何关系？如《系辞传》说“知几其神乎”，与文章又有何关系？如《庄子》说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与文章又有何关系？千百年后尽管有人滥用“神”“气”等字来论文章，那都是“后话”，不可用来曲说古史；正如后世妄人也有用阴阳奇正来论文的，然而《老子》论奇正，古书论阴阳，岂是为论文而发的吗？

　　又如第二篇中引《礼记·表记》中孔子语“情欲信，辞欲巧”，因说孔子“尚文之意固显然可见了”（页三）。孔子明明说"辞，达而已矣”。郭君不引此语，却引那不可深信的《表记》以助成孔子尚文之说，未免被主观的见解影响到材料的去取了。

　　又如《墨家的文学观》一章（页二八——三三），割裂三表的论证法，说前两表为“学术的散文之二种”，而第三表为“尚用的文学观”，也很牵强。墨家注重论辩方法，故古代议论辩证的文体起于《墨子·非攻》、《非命》、《明鬼》、《尚同》诸篇。三表法（《非命》与《明鬼》篇）与《小取》篇，多是讲辩证方法的；《大取》篇所谓“辞以类行”之说，在《小取》篇中发挥最详尽。凡“效、辟、侔、援、推”诸法，都只是“以类取，以类予”，都只是“辞以类行”。论辩文重在推理，而推理方法的要旨都在此诸法之中。试看《墨子》书中最谨严又最痛快的一篇论辩文，《非攻上》，其层次条理都只是“辟”、“侔”、“援”诸法的应用而已。因此可知此种辩证之论正是古代哲人对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不应当忽视的。

　　郭君屡次要我写一篇序。我在假期中读完此书，勉强写了这篇短序，一半是要介绍这部很重要的材料书，一半是想指出一两点疑义，供作者与读者的参考。

　　廿三，二，十七夜

　　（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

【编者按】此文上有胡适批语“此序写成后，我写信与作者，能不用最好。他回信赞成不用，而将序末二段收入自序中。此文作废。适之廿三，二，廿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