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太戈尔在中国

追忆太戈尔在中国 作者：胡适

　　太戈尔先生到中国两次，第一次是在1924年，住了几个月，先到上海，后到北京。在北京住的稍久，曾作几次公开演讲。此次他来，似是北京尚志学会主持的。太戈尔似很重视此行，故他带了他手创的Sentiniketan大学的几位教员，——梵文学者Sen画家Bose——和一位做他的秘书的英国信徒Elmhirst同来。Sentiniketan是太戈尔先生在Bolpur创办的学校，全世界知名的学校，往往称为太戈尔的“国际大学”。（Sentiniketan的梵文原意为“寂寞的乡村”，此校中师生往往在树阴下讲谈，有自由的学风。）

　　那时他的著作，已有中文译本，如The Crescent Moon，Chitra等，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发起的北京“新月社”，以及后来上海的“新月社”、新月书店、《新月》杂志，起名都由于太戈尔的《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

　　1924年5月8日是他老人家六十四岁生日，北京的一班朋友发起给他祝寿，主要的节目是他戏剧《杞特拉》（Chitra）的用英文公演，林长民的女儿林徽音女士演主角Chitra，徐志摩、林长民诸君都参加。他老人家很高兴。

　　我们观察太戈尔那一次在中国最感觉烦恼（sad）的一点是当时的左派青年（那时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三年了）反对他的演讲，在演讲场上散发传单攻击他。有一次他在真光戏园演讲，主持的人要我做主席，要我介绍他，并劝告大家尊重他老人家说话的自由。

　　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听过我的演讲，也看过我的稿子。他们说我反对科学，我每次演讲不是总有几句话特别赞叹科学吗？”我安慰他，劝他不要烦恼，不要失望。我说，这全是分两轻重的问题，你的演讲往往富于诗意，往往侧重人的精神自由，听的人就往往不记得你说过赞美近代科学的话了。我们要对许多人说话，就无法避免一部分人的无心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尽人而悦之”，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他生日的前夕，我把我的一首《回向》诗写成一条横幅送他做生日贺礼，我把诗的大意说给他听。他懂得我的意思是借此诗安慰他，他要我把此诗译做英文，写了送给他。“回向”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思想，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为众生努力。

　　那时溥仪还在故宫，他听他师傅庄士敦（Reginal Johnston）说太戈尔想看看宫殿里的景物，就请太戈尔和他同来的一行人进宫去吃茶。

　　太戈尔一行人也曾去游览长城、明陵各地的风景。

　　太戈尔第二次到中国，似是在1928年，或1929年，他旅行路过上海，上岸在徐志摩家里休息了几个钟头。（那一次同行的似也有Wh. Elmhvror。）那时我也住在上海，我带了儿子祖望去看他。他老人家和我们在一起拍了照，照片上有志摩、小曼、Elmhirst等人。第二天早晨他的船开了，我们还去送他。

　　太戈尔先生用孟加拉语（Bengali）作诗作文，他的著作全用孟加拉方言写的，他的成就使孟加拉语成为印度的一种传诵的“文学语言”。所以他老人家最同情于我们的白话文学运动。他最爱徐志摩，待他同自己的亲人一样。

　　1961，2，4日追记

　　回向

　　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从济南回北京，火车中读晋译《华严经》的《回向品》，作此解。

　　　　他从大风雨里过来，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没有压逼人的风和雨了。

　　　　他回头望著山脚下，

　　　　想著他风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云遮著的村子里

　　　　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他们，

　　　　他又讨厌山下的风和雨。

　　　　“也许还下雹哩。”

　　　　他在山上自言自语。

　　　　瞧呵！他下山来了，

　　　　向那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十三年五月八日，印度诗人太戈尔六十四岁生日，北京新月社同人给他祝寿。我把这首诗写成横幅送给他。他要我译成英文，我勉强译了，抄在这里。

　　(收入《胡适手稿》第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