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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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
作者:胡适

  民国元年十二月五日,新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旧同学任叔永(鸿隽)给我看我们的同学朋友朱芾煌的一本日记。我看了这本日记,就写了一条日记(《藏晖室札记》,后改名《胡适留学日记》,页一二九——一三〇)。我的日记说:

    在叔永处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当作“归国”)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袁世凯),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绍仪)、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君(家珍),功成而死。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人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

  这是我四十七年前的记载。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吴相湘先生写信问我这本《朱芾煌日记》现在何处?他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毅军函札》中有一件是袁克定致冯国璋手函,解释朱君至武汉的使命。相湘要我给袁克定此函作一题跋。

  十一月廿一日,相湘把袁克定的原函抄给我看,他又摘抄了廖少游的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里提到朱芾煌的几条寄给我。

  袁克定给冯国璋的信里说:“朱君芾煌系弟擅专派赴武昌。良以海军背叛,我军四面受敌,英人有意干涉,恐肇瓜分,是以不得不思权宜之计,以定大乱。……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此函无年月日,但函中有“海军背叛”的话,海军的主力各舰离开汉口是在旧历辛亥九月廿一日,他们开到九江,加入革命军,是在九月廿三日(阳历11月13日)。袁函营救朱君,不得早于旧历九月之尾,可能竟在十月初旬。

  九月十一日冯国璋的军队占领汉口,十月初七日又占领汉阳,革命军退守武昌,总司令官黄兴有放弃武昌而东下进攻南京的提议。可见当旧历十月之初,朱芾煌还没有到武昌,武昌的革命领袖还没有知道袁家父子的密谋。据廖少游记载朱芾煌自己的话:“吾曩在武昌与民军订推袁之约,过汉口往见冯国璋,几为所害,幸芸台(袁克定)力救获免以此推之,朱君到武昌可能在十月初七日以后,他过汉口见冯国璋,被拘禁,袁克定手书营救,证实朱君是他“擅专派赴武昌”的,那就更在后了——约在十月十五日前后。据廖君的记载,十月廿五日,冯国璋已交卸,即午回北京了。

  袁克定的手书和廖少游的记载都证实了我在民国元年记的朱芾煌日记的内容。吴相湘先生用我的日记和廖君的记载来解释袁克定短札的意义,就使我在四十七年前记的“可资他日史料”的一条日记居然成为史料了,相湘搜集资料之勤慎,使我十分佩服。

  最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时间把朱君的日记抄存一个副本。这本日记后来仍由任叔永君带回国去还给朱君了。我是民国六年回国的,在北京时常见著朱君,常劝他把这一段很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故事写出来。但朱君那时正研究佛教的经典,没有写个人传记的兴趣。况且因为袁世凯后来背叛了中华民国,背叛了民主政体,朱君自己很懊悔他当年冒大险劝说袁家父子的一番苦心竟成了一桩贻患于国家的罪状!所以他始终没有印行他的日记,也没有写他的自传。

  朱君芾煌,是四川人,在中国公学时原名绂华,芾煌是他的表字。他和任叔永、朱经农和我都是甲班的同学,但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好几岁。芾煌是一位能说话又有办事才干的人。戊申年(1908),中国公学闹出了一次大风潮,大多数学生退学出去,自己组织了一个新学校,叫做“中国新公学”。(详细情形记在我的《四十自述》的《我怎样到外国去》一章里。)这个新公学缺乏经费,我们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有几位年纪较大,经费较多的同学自告奋勇,到各省去募捐。我在四十自述里,曾说:“我们(新公学)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亚东原版,页一五八——一五九)如朱经农的姑夫熊秉三先生(希龄)对中国新公学就很有同情,所以他肯写介绍信,给募捐的同学带到各省去。芾煌和其他几个出去募捐的同学虽然没有募到多大的捐款,但他们因此认识了不少的人,也增多了不少的经验。芾煌认识袁克定大概是从他为中国新公学募捐时期开始的。后来中国新公学因为缺乏经费,负债太多,支持到第二年(1909)的十月,不能不接受了调停的条件,决议解散。愿回旧校的,自由回去。但有不少的同学不愿回旧校去。芾煌、经农和我都没有回去。芾煌到日本去了。后来武昌革命军起来了,他才从东京回国去干那一件冒生命的危险,游说袁世凯父子背叛清廷,赞成共和的大事。

  据王云五先生的记忆,民国初年朱芾煌曾做临清关监督。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初起,他愤怒辞职。他开始研究佛教思想,是在他辞官退休之后。他特别注重“法相宗”,即“瑜伽宗”,又名“惟识宗”。他著有《法相词典》四大册,云五先生为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9年3月4日胡适记

  (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1960年3月台北正中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