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

跋《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 作者：胡适

第一跋

　　这十二册里保存的是清代一百四十七位学者、文人、书画家的信札一百零六件，诗笺一百件，杂帖十八件，总共二百二十四件。我在日本东京山本书店买得，计价日金七万五千圆。

　　这二百多件信札与诗笺，其中绝大多数是写给海宁拜经楼主人吴骞（槎客、兔床、葵里）和他第二个儿子吴寿旸（苏阁、虞臣、嵎臣）的。有一小部分是嘉兴张廷济（叔未）家出来的，如五册蒋元龙手稿三件都有他的题记印章，又九册张谦诗，五册徐渭仁札，都是写给“叔未先生”的。

　　吴骞生在雍正十一年（1733），死在嘉庆十八年（1813），活了八十一岁。吴寿旸是写定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的人，蒋生沐刻题跋记，有管庭芬道光二十七年的跋，说：“岁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余客别下斋，时苏阁明经没已数年。”寿旸死时约当道光十五年（1835）。张廷济也活了八十一岁，死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从吴骞之生到张廷济之死，——这一百十多年正当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期学术文艺最盛的时代。册中通信寄诗的人，大多数是吴家的朋友姻亲，地域以杭州、嘉兴两府为最多，其次是湖州、苏州，其次是扬州、徽州。

　　但册中所收作者并不限于这一百年，如查士标（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朱彝尊（1629—1709），都是十七世纪的人。如史大成是顺治十二年状元，汪士𬭎是康熙三十六年会元，汪绎是康熙三十九年状元，王式丹是康熙四十二年状元，王世琛是康熙五十一年状元，金甡是乾隆七年状元，这些人都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前期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十二册里的作者包括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后两百年的学人、文士、画家、书家。最早的有生在万历晚年的查士标，最晚的有活到道光后期的张廷济、阮元（1760—1849），还有身经太平天国之乱的高夀学人宋翔凤（1776—1860）。

　　这十二册都有金尔珍（吉石）的印章。金尔珍字少之，号吉石，秀水人。《海上墨林》说他“向居上海，精鉴古，工行楷，五十后专学东坡，更号苏盦。偶写山水，仿麓台（王原祁）、墨井（吴历）两家”。

　　我猜想大概是金尔珍收到了拜经楼吴氏、清仪阁张氏两家旧藏的名人手迹，稍稍加上编排考订的工夫，装裱成这十二册，前七册题作《国朝名人书翰》，后五册题作《国朝名人诗翰》。题签作隶字，也是金尔珍写的，八册有梁文泓小传，也是隶字，可互证。

　　这十二册每册首页有目录，各家书札诗签的旁边或上方，往往有金尔珍手写的小传，虽然很短简，大致都有依据，字迹很秀逸可爱。可惜有小传的止有六十人。

　　这十二册大概从金家散出，就流传到日本了。各册有“乐山堂文库”楷字长印，又第一册有篆字向黄邨珍藏印（贵池刘世珩在光绪二十八年刻的《景宋宝祐本五灯会元》卷一首叶也有“向黄邨珍藏印”篆文章，与此完全相同）。末册有光绪癸未（九年，1883）杨守敬的题记，说这十二册“近年为黄邨先生所得，甚珍惜之，属余为之记”。癸未到今年已七十一年了。

　　书店主人山本先生指示我，向黄邨是向山黄邨，本姓一色，名荣，通称荣五郎，是一色真净的儿子，是向山源太夫的养子，故改姓向山。他生在文政九年（1826），死在明治三十年（1897）。他是日本幕府时代的一个遗老，能作汉诗，有《游日光小草》。

　　去年一月我在山本敬太郎的书店里看见这十二册，曾抄出鲍廷博信里代卖戴震自刻的《水经注》的一段。今年四月七日，崔万秋先生陪我重到山本书店，买得这些很可爱又很可珍贵的名人手迹。带回纽约寓处之后，我把这里面的一百四十七人做了一个姓名标音引得，改正了原目的几个小错误，又改正了金尔珍的一个大错误。第二册的答东卿先生（叶志诜）信稿，金君的目录与小传都认作吴骞写的，我考定是吴寿旸写的。我很高兴我能给拜经楼的藏书题跋记的编定人发现这一叶信稿。

　　1954年5月22日

第二跋 　　前跋写成后，两三个月以来，我陆续发现了这十二册里有一些不可靠的文件，故写这第二跋。

　　这十二册里最可宝贵的是吴骞父子同时往来通讯、赠答、唱和的人的信札诗笺。其次是他们同时的名人，虽然未必往来，但因为时代接近，真迹流传很多，容易辨认，——如金农、刘墉、阮元、宋翔凤诸人，——他们的札笺也是可信的。但这里面有几件清代初期——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前期——的名人信札，是很可疑的，或是显然伪造的。

　　第一册里有汪士𬭎、汪绎、姜宸英、王式丹、王世琛五人各一札；第二册有李良年一札；第三册有查士标一札，梁佩兰一札；第六册有查昇一札，——以上九札都刻在吴修的《昭代名人尺牍》里，但我仔细比勘，不能不断定这九札不是吴刻的原本，乃是用吴刻作底本，用旧纸临摹来冒充真迹的。如汪绎札，吴刻署名作“制弟绎稽颡”，而此本作“制弟绎顿首叩上”。王式丹札“敬附谢”，吴刻敬字下有“领”字。王世琛札“实深惶悚”，吴刻作“实切”，又“一把晤”，吴刻作“一游”。吴刻都是钩摹上石，不会改动原本。故我们可以推断这九札都是临摹吴修石刻，临摹的人也许就是那位会写各家字体的金尔珍。

　　又第一册有“朱彝尊”家信两件，信里说他出门捐纳、候补，第二信说他已在江西都昌县做官了，这都不是朱竹垞的事，故此两札与他无干。第二札尾“竹垞”二字印章的铃印是作伪的人做的。

　　又第一册有“愚弟麟”一札，原目题作龚翔麟，第三册也有“愚弟麟”一札，原目题作汪懋麟。这两札都是寄给“同人三兄大人”的，字也是一个人写的。这都是有意假托清初的名人。“龚”札麟字左边原有小印章，被剪挖去了，更可见诈欺的痕迹。第一册里还有寄给“同人仁兄”的一札，“款署弟嵰”，原目题作吴嵰，小传说是常熟监生。又有寄“尊少老爷同人”一札，款署“愚兄诗庭”，原目题作陈诗庭，小传说是嘉定陈孝廉诗庭。陈诗庭是嘉庆四年（1799）进士。此札中说：“《孟子》六本……足下需之，……将来还书，或致客槎，或仍交诗处。”客槎当即是吴槎客。这位“同人”先生是一个能校勘古本书的学人，而年辈稍晚，故陈诗庭称他“少老爷”，可能就是嘉定钱家的钱侗，字同人（1778—1815），他是钱大昭的儿子，钱大昕的侄儿。总之，这位“同人”是十八世纪晚年到十九世纪初年的人，决不会收到十七世纪的名士汪蛟门、龚蘅圃的信札。

　　又第三册有一札款署“锦”字，原目题作诸锦。札中说本人在山西办城工，又调任榆次，已年六十，这都不是诸锦的事迹。此札也是假托的。

　　以上共剔出了十四札，但集中所收其他清初人的手迹好像都是可信的。如第八册朱昆田《次韵奉答蘅老长兄》，此诗刻在《笛渔小稿》卷一，题作《次韵答蘅圃》，与手迹相校，异文有二十字之多，皆胜于手写本。这可见手迹是寄给龚蘅圃的初稿，刻本是改定本，这就有校勘学的价值了。

　　大概金尔珍当时收到了拜经楼出来的一大批信札与诗笺，他嫌这些札笺时代太晚，所以他加上了一些清初名士的诗笺杂帖，但尺牍还不够古，他就从吴修刻的尺牍临摹了九个清初大名手的短札，又假托了朱竹垞诸人的五札，——这样就可以整批作古董出卖了，因为这十二册里的材料绝大部分是真实可靠的，所以七八十年前向山黄邨、杨惺吾都受了金尔珍的小欺骗，毫不足奇怪。

　　1954，8，13夜

　　“八·一三”的第十四周年

　　（原载1960年7月31日台北《大陆杂志》第21卷第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