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筹安会书
晢子先生足下：近读报载，我公发起筹安会宣言，以鉴于欧美共和国之易致扰乱，又念中国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体，断不适用于中国，因发起斯会，期与中国贤达，共筹所以长治久安之策，并进而研究帝制之在吾国，是否适用于今时，是否有利无害。宏谋远虑，卓越恒情，令人钦佩不已。
论者谓公于改革之际，翊赞共和，表示同意，今忽以民国宪法起草委员资格，而复有变更国体之商榷，至有疑公为揣摩迎合，反复无常者。不佞则确信公之真爱国，惟真爱国，故凡可以巩固国基，奠安民族者，务求其至当，不惜牺牲一身之名誉，于恒人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敢于昌言而不讳，此真豪杰之作用，非陋儒瞻顾嗫嚅之所能及者也。
不佞自辛亥以来，每与知交窃议，以为治今日之中国，非开明专制不可，共和政体，断非所宜，及见民国元二年各省大吏之骄蹇，国会议员之纷呶，益觉前言之不谬，然就目前事势论之，断不可于国体再议更张，以动摇国脉，其理至显，敢为执事缕晰陈之。
自上年改定新约法，采用总统制，己将无限主权，尽奉诸大总统，凡旧约法足以掣大总统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条款，悉数刬除，不复稍留抵触之馀地，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上之虚名，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专制之例矣。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以政体言也，今之新约法，总统有广漠无垠之统治权，虽世界各君主立宪国之政体，罕与伦比，谭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张，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兹贵会讨论之结果，将仍采用新约法之开明专制乎？则今大总统已厉行之，天下并无非难，何必君主。如虑总统之权过重，欲更设内阁以对国会，使元首不负责任乎？则有法国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
然则今之汲汲然主张君主立宪，而以共和为危险者，特一继承问题而已。顾新约法已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且得连任，今大总统之得为终身总统，已无疑义，而继任之总统，又用尧荐舜舜荐禹之成例，由今大总统荐贤自代，自必妙选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则倾轧无所施；发表临时，则运动所不及；国会选举，祗限此三人，则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绝。法良意美，举凡共和国元首更迭频繁选举纷扰之弊，已一扫而空，尚何危险之足云？若犹虑此三数人之易启竞争，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闲之？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不观明太祖非采用立长制者乎？太子薨，立皇太孙，固确守立长制也，而卒构靖难之变。当日与太祖同时并起之枭雄桀黠，已芟薙无馀，与太祖共定大业之宿将元勋，亦消灭殆尽，又无敌国外患出而横加干涉，故幸免于亡耳。今则迥非其比矣，而公等必主张君主立宪，果何所取义乎？
公等既主张斯制，自必期其说之成立，其事之实行，明矣。然而公等皆甚爱今大总统者也，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今大总统于受任之初，即已遵约宣誓，且屡次宣言，决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诚剀切，亦既播诸文告，传诸报章，为天下所共见共闻矣，往者劳乃宣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哗然，群起而辟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今大总统复严申禁令，后再有议及帝制者罪无赦。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元首，受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礼也，义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而不立”，果使今大总统任期以内而竟容君主政体之发见，致失大信于天下，悖礼伤义，动摇国本，一不可也。
民国元二年，孙文黄兴辈之谋乱，即借口于今大总统有回复帝制之阴谋，全国人民，确信今大总统之誓言，并无此意，故群目孙黄为乱贼，今忽于大总统任期内，而见大总统亲信之人有君主政体之讨论，是为孙黄辈实其诬言，天下皆将服孙黄辈有先见之明，顿长其声价，增其信用，是不啻代孙黄洗其谋乱之罪，俾死灰得以覆燃，二不可也。
吾国旅居各国之侨民，不下数千万，莫不醉心欧化，以独裁帝制为不然，故前清末造，孙黄辈倡言革命，华侨倾资相助，冀其有成，迨民国成立，咸欣欣然有喜色，相率回心内向；一旦见祖国复兴帝制，是大失数千万华侨之心理，不啻推而出之，使为孙黄之外府，隐助以无限之资财，三不可也。
优待条件，许清室保存帝号，正以民国国体已更，无复嫌疑之可虑，故听其袭用尊称耳。假使民国复行帝制，则域中断不容有二帝，势必削清帝之尊号，寒满族之人心，且清皇室近居宫禁，即不免偪处之大嫌，逸出范围，虑或为奸人所利用，设有佥任，从而间之，为德不卒，势非获已，而予人口实，恐天下从此多事矣，四不可也。
近来各省水旱偏灾，区域至广，哀鸿遍野，安集无资，而公家以财政奇艰，不得不厚增赋税，繁征苛敛，视清末有加，咨怨之声，已所难免，然每增一税，设一捐，地方官恒召士绅商会，告以今为民国，国所有事，，责皆在民，抢负虽增，譬如自出己财，以办家事，彼绅商心虽不愿，而无说以抵拒之资，不得不俯首以从。今若回复帝政，彼习闻帝者私其国为一家之产，则观念顿易，此后再欲增重人民担负，私怨有所归矣！怨愤不平之气，郁结于中，如积薪之蕴火，遇有枭桀，鼓而煽之，则一发不可复遏，藉燎原之势，扬伐叛之名，荼毒生灵，靡之所届。明季饥民，迫为流寇，卒亡其国，可为殷鉴。即使重烦兵力，幸而得平，而以私天下之故，残杀同胞，至无算数，天道好生，必有尸其咎者矣，五不可也。
今日在朝诸彦，罔非清室遗臣，正以国为民国，出而为国服务，初无更事二姓之嫌，屈节称臣之病，故一经劝驾，相率来归耳。设改为君主政体，稍知自爱者，名节所关，天良难昧，势必洁身引退，相与遁荒。其留而不去者，贪荣嗜利寡廉鲜耻之徒，必居多数，此曹心理，视仕宦为投机事业，势盛则争先推戴，势衰则出力挤排，彼且不爱其身，尚何爱于国，更何爱于君，使当国者但与此辈为缘，共图治理，不独乂安无望，抑且危险实多，六不可也。
中国积弱，对外无丝毫能力，入民国后，军队增多于前，而上次日本对我破坏中立，横肆要求，我惟屏息吞声，不敢稍与抵抗，情见势绌，无可讳言。今我无事自扰，谋更国体，际此欧战相持，爱我者或不遑东顾，而忌我者虎视眈眈，惟恐我国之晏安无事，不先与谋，事必无幸。苟欲求其同意，非以重大权利相酬，足餍彼欲，殆不可得。无端大损中国以厚利外人，而谓中国人民对于此等行为，果皆翕然意满乎？即不出此，彼或以国体相同之故，佯与赞成，观衅而动，但使我于国体变更之际，地方稍有不靖，彼乃借词干涉，别有所挟，兵力临我，人心向背，正未可知，公等当此，将何以为计乎？七不可也。
以上数端，皆实行后必不可免之事实，至贵会宣言，但研究国体之何宜，不讨论主名之何属，盖本意在求继承之际，匕鬯不惊，而不知学说之祸人，有时竟甚于洪水。前清末叶，妄人盛倡种族革命之说，竟至风靡天下，迨辛亥武昌发难，并无何等成算，何等实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则种族之见、革命之说，中于人心者深也。及民国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藉以作乱者，屡仆屡起，蹈死不悔，流毒馀焰，至今未息，此说之陷人于死者，不可更仆数矣。今国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于民主政体之下，忽倡君主立宪之异议，今大总统又有予决不为皇帝之表示，纲常之旧说已沦，天泽之正名未定，使斯议渐渍于人心，不独宗社党徒，幸心复炽，将不逞之徒，人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为之见。试问草泽奸宄，保无有妄称符命，惑众滋乱者乎？专阃将帅，保无有沈吟观望，待时而动者乎？召乱速祸，谁为厉阶？心所谓危，不得不告。
不佞之愚，以为新约法创大总统开明专制之特例，治今中国，最为适当；民国宪法，谓宜一踵前规，无所更易。若公等必谓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觊觎、竞争之剧烈，则请取干宝《晋史论》及六朝五代之历史，博观而详究之。忧危之言，不知所择，幸垂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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