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运动始末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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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运动始末记 一　帝制运动

► 帝制之进行

（一）帝制说之动机

自共和成立，南北统一以后，部分舆论即谓他日恐仍不免帝制之发生，顾逆亿之言，初无根据，不足动人闻听也。癸甲之际，京师忽流行一种传说，谓共和不适于国情，证诸元二年俶扰之象，可以概见，非改弦易辙，不足以救亡。其说之从何而来，虽难究竟，然共和国体之下，京都首善之区，竟昌言无忌，且寖传寖盛，则必有有力者主张乎其间，当无疑义。时清代遗老，方以拥戴故君为职志，陡闻是说，极表欢迎，劳乃宣遂著《共和平议》，鼓吹复辟，一般遗老复从而附和之，实则两义绝不相容，彼谓共和不适国情者，其意固不在复辟也。三年十一月，肃政史夏寿康等，以复辟之说淆惑观听，微特滋民国之疑，且非清室之福，呈请严禁，批令内务部查办，旋以国史馆协修宋育仁与复辟有嫌疑关系，由步军统领署拘逮，解回原籍。经此挫折，复辟说固根本打消，即谓共和国体之宜改者，亦不得不稍形停顿矣。

四年春，中日交涉开始，改变国体说又复昌盛，谓某某参政将提出于参政院会议中，同时，重要之各省将军联翩被召入觐，说者佥谓与国体有关。当时谣传，竟有谓帝制之说系袁总统长子克定所主动者，嗣报载袁总统与江苏将军冯国璋谈话，略谓：“帝王子孙，多遭屠戮，余决不愿牺牲子孙，以求帝位。如国人必欲相强，余当逃往英伦。”同时，复决行修建正阳门 —— 正阳门者，京都内城之正门也。外郭之门凡三，中为御道，向禁出入，惟左右两门可通往来，而城𬮱狭小，车行时多壅塞，民国成立，屡议改建，延不果行。京中谣传，谓当局惑于堪舆家言，云改建将不利于帝制，遂尔延阁，故帝政之实行与否，当视正阳门修建与否以为断。说之真伪不可知，然于总统宣言之后，遽下改建之令，于是曩日怀疑者，睹此二事，遂谓帝制决不至复活，年来谣诼，殆皆捕风捉影之谈而已。讵八月上旬，公府宪法顾问美博士古德诺忽著《共和与君主论》，发刊于某报，首陈君主与共和利弊，末言中国以用君主制较为合宜（全文见本志十二卷第十号《内外时报》）。以美利坚共和先进国之博士，且为中华共和国总统府之顾问，而发抒此种之论说，颇惹世人之耳目，然而帝制说则从此发轫矣。

（二）筹安会与请愿联合会

古德诺论说发布后，不数日而杨度、孙毓筠及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即发起筹安会。其发起词大致以中美南美各共和国及葡萄牙、墨西哥争权病国为殷鉴，且谓：“外国人之爱中国者，犹以无偏之见，陈诸吾人之前，吾国民对于此重要问题，安可不求根本之解决？请国民入会，讨论国家之前途、共和政体之利弊”云。该会初定八月二十一日开成立大会，嗣以开会恐有阻格，遂于十九日发布启事，谓“本会与各界接洽之事甚繁，故不待大会，先告成立，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为理事。”其通告会员书中，略谓：“本会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同时杨度著《君宪救国论》上、中、下三篇（见本志十二卷十号《内外时报》），其后刘师培著《国情论》，大都推扬君宪制度与中国之宜行君主立宪。该会成立后，即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请派代表至京，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各官，寄与古德诺论文及入会愿书暨投票纸，请各员书名赞成与否，并请代募会员。旋得各省军巡覆电，多数赞成，且派代表到会，各省商会亦派委代表者。

杨度初意拟俟各省代表到齐，开一会议决定后，呈请实行，但该会非法定机关，无迳行呈请之资格，若由国民议会行之，则召集尚须时日，于是改变方针，拟由各省代表以公民资格，请愿于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然各省代表未能急速到京，而代行立法院则定九月一日开会，于是又改变手续，组织公民请愿团，由各省旅京人士分头组织，所有请愿书一律由筹安会起草，以便开院时呈送。九月下旬，该会通告会员，附以表决票一纸，谓：“本会原拟俟各省代表到齐，定期开会，现因入会者将近万人，会场难觅，不得已用投票议决之法，请于表决票上塡写‘君宪’或‘共和’二字，本会即据票数多少以为议决标准。”盖筹安会成立月馀，未尝开会一次，初则由少数人操纵其间，发电通函，广为号召，继则由各省代表会议进行，所谓学理研究者，果何在耶？

该会发起时，士夫颇存观望，嗣见反对者多归失败（详后段），而该会则声势赫然，始相率联翩加入，湖南吉林湖北安徽南京等处，且组织分会，相与联络，广东之集思广益会，名称虽异，宗旨则同，其馀各省都会商埠，均有专员为之运动。会中经费，颇为宽裕，传言发起之初，曾得二十万元之给助，其后复随时接济，确否固无从悬定，然杨度等不能有此雄厚财力，则人所共知也。

自参政院议决，将国体问题付诸国民大会决议，筹安会已无用力之地，遂于十月十三日通告会员，改为“宪政协进会”，十六日，宣告成立，自是筹安会名义遂归消灭矣。

有继筹安会而起，于帝政运动收莫大之效果者，则请愿联合会是也。当公民请愿团先后请愿于参政院，参政院审查之结果，拟建议召集国民会议，以为解决，帝制派嫌其扩日持久，乃由梁士诒发起组织此会，联合各种请愿团体，积极进行。九月十九日成立，推沈云沛为正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该会宗旨，对于已成立之团体，极意联络，未发生者，则扶携而提倡之；当日北京所传之“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说者谓皆该会所默示而而指导者也。是会成立后，即举行各请愿机关联合之总请愿，即所谓第三次请愿也。大致以参政院对于前此各团之请愿，拟建议政府（时参政院虽已决议，建议尚未行文），“请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抑另订征求民意之妥善辨法”两语（参政院建议详下），谓为模棱两可，要求议决召设征求民意机关。参政院遂据此，以为第二次之建议，于是有国民代表大会之组织，而帝制遂以产生。是帝制运动，非筹安会无以开创造之基，非联合会无以收速成之效。两会之设立，固与帝制有至大之效力也。

（三）请愿之进行及参政院之建议

帝制派既决议组织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于是各省旅京人员分头组织，其中十九生活于政界，非纯粹公民，且仅限于旅京之一部分，范围亦殊狭隘，然其所用，则固某某省公民之名义也，各省将军巡按使所派来京与议筹安会之代表，亦或脱离其代表之地位，而列于公民之中。同时北京总商会则联合各省商会，而倡为商会请愿团，梅宝玑、马为珑则发起教育请愿团，妇人安静生则发起妇女请愿团，此外如满州、蒙古、前藏、后藏、囘疆、新疆等处，或以王公官吏之资格，或以人民之资格，分别组织团体。又有一二地方特别机关，如直隶孔社、河南孔社、回教俱进会、京兆内外水会团防、蔚丰厚票商、华侨联合会等，亦相继而起。盖自请愿之办法提出以后，不出旬馀，请愿之圑体已达数十，请愿之人数已达数千。其中利诱势迫，由少数妄用全体名义及冒列姓名诸弊，盖所难免，当时登报更正或请求摘除者，屡有所闻，然更正自更正，请求自请求，而冒列者依然冒列也。同时奉天将军段芝贵复联合粤鄂陕湘滇浙皖鲁吉黑赣晋豫等省将军、甘肃巡按使、察绥两都统、黔闽两护军使，迳呈袁总统，早日变更国体，又请愿中之别树一帜者也。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九月一日开院，是日投递请愿书者已有数起，嗣陆续投递。六日，该院开谈话会商议办法，袁总统派杨士琦到院宣言，略谓：“改革政体，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认为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之民意，自必有妥善办法”云云。当由各参政会议，有谓照立法院职权，实不能收受此种国体请愿事件者，讨论结果，交付审查，审查结果，拟向政府建议，将此项问题交令国民会议解决。二十日，该院复开会讨论，对于审查报告中“请政府年内召集国民会议为根本上之解决”句下，加入“抑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辨法”一语，即于是日连同第一次、第二次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政府，是为参政院第一次建议。二十五日，得大总统咨覆，采用提前召集国民会议办法。

国民会议覆选举定于十一月二十日举行，是国体问题，已得解决之机关，可以克期从事矣。然帝制派意在速成，第一次建议所以加入另筹征求民意辨法一项者，以谓政府必将采用也，今乃取决于国民会议，不特迁延时日，且恐手续或有参差，于是组织请愿联合会为各机关联合之总请愿，书中责备参政院前次建议，并列两种办法，听政府采用其一，谓为不合，转令政府难以应付，又谓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且属决定宪法之机关，不能代决国体，宜由该院决议，召设征求民意机关，同时复有各界请愿团于第一第二未及呈递者，亦以此意提出请愿。参政院遂于二十八日开会讨论，参政梁士诒、孙毓筠等主张速求解决方法，另筹征求民意机关，多数赞成，指定梁士诒等九人起草拟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十月二日开会决议，咨呈政府，是为参政院第二次之建议。政府即于八日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施行（见本志十二卷第十一号《法令》门），由是国体解决问题，已到水到渠成，经运动时代而入于进行时代矣。

（四）政府之态度及反对者之言动

当筹安会始发生时，有以应否干涉，询诸袁总统。袁谓：“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予所居地位，祗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帝王非所愿，总统非所恋，研究此义者，作何主张，予固无嫌疑之可虑。惟予与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戚族，其欲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亦为人情所应有。予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之嫌疑，而横加干涉乎？”又谓：“如不任令学者自由研究，则一部分主张颇力，恐以武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气。”嗣后各省电询政府意见，复答以该会为绩学之士，所以研究国体者，苟不扰乱治安，政府未便干涉。八月下旬，肃政史全体会议，以该会行动违反法律，提出非正式之纠弹，经国务卿转陈总统，传闻有严行查办之谕，然未见实行。九月中旬，肃政史全体复正式呈请，将该会取消，总统飭令内务部对于该会以后言论行事，为之酌定范围，明定限制，惟当日该会运动将告成功，已无限制之必要矣。湘人贺振雄具禀肃政厅转呈总统，请惩治筹安会发起人，肃政厅以该呈无保证人，不合法式，不予批答。又有李诲者，具禀总检察厅，请其提起公诉，并禀内务部，予以封禁，禀中有“筹安会门首，警兵鹄立，盘查出入，以私人会所而国家公役为之服务，亦属异闻”等语，内务部当将此禀转呈政事堂，政事堂置之不理，此外又有周震勋及梁觉者，具呈大理院、肃政厅，请惩治筹安会，亦无效果，且当日不特筹安会门首有警兵守卫已也，即杨度、孙毓筠等私宅，亦有军警保护。嗣以改变国体渐成事实，谣诼纷起，人心动摇，政事堂统率处通电各省，严禁谣言，且由总统谕饬内务部，禁止报载政界军界关于议论国体之文件，然事实如此，禁亦无效也。

反对帝制之文字，虽帝制派竭力阻遏，然仍有一二发表者。当筹安会初成立时，梁启超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之论著，汪凤瀛有《致筹安会书》（两文均见本志十二卷十号），徐佛苏有《对于筹安会之意见书》，此皆就该会之宣言，完全从学理上商榷者也。又有自称非筹安会人者，致公启于筹安会，极力诋詈该会之主张。各报馆除为政府机关及在政府权力之下者外，多表示非难之口吻。外人侨寓中国者，如政治顾问莫理逊亦谓国体不宜变更，而丁义华、李佳白、佑尼干且各著为文字，表示此旨焉。当时反对派有欲组织团体与筹安会对峙，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国是讨论会等，然或官厅不予立案，或受其他之牵掣，不能成立。政界要人，虽以地位情谊之关系，不能显示反对，然托故出都、藉病辞职者，屡有所闻，如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教育总长汤化龙、水利总裁张謇以及蔡锷、徐佛苏、费树逵等，其尤著者也。

（五）运动之黑幕

参政院议决之《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十月八日公布，原定十一月二十日办竣，然至十一月初旬，各省投票报到者，已有二十处，办理之神速，殊可惊骇。且以如许重大之事件，意在征求民意，而民间初无何等之感觉，并经过之情形、召集之手续，多不明暸，当时舆论已有种种非难，谓此次选举，中央授意各省监督，对于选举事宜，隐用其欺骗诱迫之手段。其后独立省将当时之秘密电文发表，内容遂完全暴露，其电文有用办理国民事务局名义者，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珏、雷震春、吴炳湘十人署名者，有由朱周张唐袁张雷吴八人署名者，有由朱启钤、孙毓筠、顾鳌、段芝贵、陆建章个人署名者，综其大要，无非密示机宜，互相商榷，对于选举法，则讲求运用之方，对于选举人，则暗施操纵之术，其尤骇听闻者，谓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又谓代表虽由选举人选出，实则先由监督择定，甚至预拟推戴之文，谓将来推戴书中，必须用“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字样，并预嘱各选举监督，强令各省国民代表大会委托代行立法院为国民总代表，又以此项密电，恐招外人非议，贻历史污点，电令各省严密保管，事后一律焚毁。观此种种，则所谓民意云云者，已可概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