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列事略补述二
民元后北上纪实 民元同盟会与其他五政团联合改组为国民党。旧同盟会员因政见不合，与母党分裂者，颇不乏人，如民社统一党共和党等团体皆有此项分子；就中湖北革命党人所组织之民社，其最著者也。时御用党领袖王揖唐、汤化龙知袁世凯嫉忌孙总理最甚，乃献策口：闻有南洋中和堂首领尤列党徒极众，向与孙某齐名，若招之来，必足与孙某相抗衡。现彼正穷无立锥，大可收为我用。袁从其言，特派代表至香港卑辞邀请，尤初以袁为具有诚意，乃于民二春偕吕信之、朱耀明、何伯衮数人北上。既莅京，袁以石驸马大街之旧醇王府馆之，礼遇优渥。共和党更大开欢迎会于虎坊桥党部，未几赣宁讨袁军起义失败，国民党横被查封，袁氏帝制自为之真相逐渐暴露，尤知事无可为，不欲为所傀儡，遂托故赴津，并谢绝袁之一切供应。袁派蔡廷干极力劝驾，尤婉辞却之。居津数月，以资斧断绝，拮据万分，赖同乡印刷商人温德泽、任少荃等解囊相助，少济其困。迨洪宪一幕将次揭晓，尤乃避居日本神户，以教读著书自给，旅日侨商多敬事之。所著《四书章节易解》及《四书新案》二书，即向侨商假资印刷，先后在日本出版者也。吕信之于辛亥前尝任香港《公益报》记者，民二随尤北上，凡尤与袁氏委蛇始末概所与闻。今录吕所笔述当日“尤列与袁世凯往还经过”如次：
近粤、港各报纷纷登载革命先进尤列先生轶事，多有出入，且未尽其详。尤奇者，谓当日尤先生曾承袁世凯召京，有毁孙降袁嫌疑，以为尤先生诟病。此种违反事实之谰言，实不可以不辩。余自香港《公益报》停版后追随尤先生有年，当日尤先生之入北京，余幸在趋从之列，故于此事经过，知之独真，兹仅就民国二年后袁氏窃国一段述之。当民国二年袁在总统任内已孕育窃国之阴谋，辛亥之后，祸变相寻，人民厌乱，恒视民党为乱党。袁氏利用民众之弱点，遂不惜言甘币厚，罗致民党各派领袖入京供奉，而对其他失意者，更威迫利诱，务求达到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之目的。且故作空气，诋毁孙、黄，使失人望，以遂其分化之毒计。知尤先生乃党中耆宿，乃委曲招致，居以石驸马大街醇王邸，待遇优渥，有逾曹瞒之笼络关羽。一日袁径询尤先生曰：老兄与孙某共事久，当知其为人，究竟如何？尤不假思索，遽答之曰：孙公不只为中国之伟人，殆世界之福星。其为人魄力雄厚，天纵聪明，吾人不敢稍望其肩背，直谓之为现代人杰可也。袁氏聆毕默然久之。继谈及国家大计，尤先生除谈政治军事外，并以实业救国为袁三致意焉。大概谓我国地大物博，富藏甲天下，惜当轴不注意开发，利弃于地，致引起外人觊觎，时存问鼎之心。总统开前继后，覆兴有志，深望注意及之。袁听毕莞然而笑，一若以为迂阔不近功者。两日后，袁使总统府外交处长蔡廷干到访，谓总统拟以三省筹边使相屈，特差某前来征求同意（外传南洋宣慰使者误）。尤即答曰：某某来此非有所图，以总统美意相邀，某不惜一得之愚以为贡献，今总统弃国是民生而不言，徒斤斤于余个人之出处，殊非尤某始愿所及，恕不敢奉命，请公善为辞之。蔡怏怏而返。更数日后，突有朱通孺过访（朱淇之侄，朱淇曾入兴中会，时充《北京日报》记者），寒暄毕，朱袖出一卷，其首页大书孙某罪恶史，呈于先生而足恭致词曰：总统有求于公，拟求公斧正，事竣之日，总统当以万金为润笔之资，并以优越地位相许，愿先生留意及之。朱又曰：孙某之失人望，公之所知矣！公与交久，当知自处，明哲保身，毋自累也。尤聆毕，强作笑颜答之曰：总统厚惠，固所欲也。惟尤某现田久荒，恐不足以当大雅之一盼。且君家学渊源，当此珠玉在前，尤某何敢向佛头著粪耶。虽然，佳作仍请留下，俾资拜读可也。朱兴辞而出。尤先生送客后，旋目示信之，随同入卧室。尤四顾左右无人，乃郑重而言曰：信之，此处再不可居矣，迟行尚恐变生不测也。今晚吾借故先出津门，候兄于法租界大安栈，请兄及各同人俟机而来可也。是晚饭后，尤借访友为名，便潜出正阳门，搭夜车赴津。翌日信之等分帮先后赴津，同行者只何伯衮、朱耀明两人耳。为搏节旅费计，合四人同居一房，不胜龌龊之至。两日后，袁知尤遁津，即派蔡廷干来津劝驾，并馈以旅费二千元。尤婉却之，诡称在津稍事休养便即回京，而事实上吾人倾囊所有，亦仅得二百元之微耳。曾几何时，便尔告竭，积欠旅费二百余元，欲行不得，每日如楚囚之相对，惟赖黄酒一杯熏鱼半尾度此苦懑日子耳。但吾曹虽穷而精神尚不觉痛苦；所最难应付者，莫如每隔一周，袁必遣其所谓顾问咨议等辈来津劝驾。并奏袁氏亲笔函，媵以支票，恭恳尤先生哂存。而尤先生回京固是梦话，受贽又羞饮盗泉，处此势力之下，又不能不虚与委蛇。此种勉作虚伪，痛苦盖万状矣。某日信之蹀躞紫竹林，偶经一印刷店门前，忽闻店中人操鹤山土音，精神为之一振，遂入店，借故以土音扳谭，晋接之际，始悉该店主人温德泽，鹤山人，前在南洋经商，已隶中和堂籍，对尤先生极度推崇，闻先生在津，坚请介见。温固热心革命者，自离南洋来津营印务业，近虽大有所获，然仍念念不忘党务者。余约翌日偕同见尤先生。浅斟深谈，备知先生窘状，乃慨然馈赠旅费八百元，吾人获此意外接济，不啻大旱之逢甘霖。尤先生即决定派朱、何二君先行返粤，余与尤先生仍留津以俟时机。扰攘月余，旅费又已告乏，乃不得已离去津门。尤先生赴日，而余返港。旅费仍赖温馈赠五百元，余取一百四十元，余则留作尤先生赴日盘费。于是多时雌伏，始告鸿飞。以上所述，均余耳闻目睹，缅怀往事，深佩尤先生磊落胸怀，大义凛然，惜狭隘者以耳作目，反以此为先生诟病，事之不平，宁有甚于此也！年来为此事郁结于心，久思一吐为快。因尤先生正思韬养，发表似非其时，今先生墓木将拱，身后是非，不可不明，特表而出之，使世之关心尤先生者亦知其梗概焉。
民十六对时局之政见 尤少纨于民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为国民党容共及清党问题，尝发表《对时局之宣言》，载诸香港《大光报》。原文录之如下：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奇观哉！连日自朝至暮，纷至沓来，或通函，或面唔，寓于目者无非尤列当对时局发表宣言之劝勉书，接于耳者亦无非尤列当对时局发表宣言之敦促语也。莫名其妙！尤列宣言有何重轻！徒以国事蜩螗，至斯已极，国亡族灭，捷在目前。四十余年之革命个人，不应袖手旁观，而置身局外也。充其义亦不过如是而已耳。夫革命毒药也。病已则药停，不轻尝试。且善用之足以救人，误用之适足以杀人。古之圣贤非至万不得已时不行革命。孔子赞易至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孔子制定革命二字之名称之原起，吾人不可不知。其托始于汤武，肇基于天人。事至重大，非以革命为投机品也。满清季叶，政治窳败，外侮纷乘，国成病夫，奄奄垂毙。事势至此，不能茍且偷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列于是与我至友孙中山先生，纠合黄咏襄、杨衢云先生及诸同志创立兴中会，从事革命，以为国民之先导。其时春云初展，风雨飘摇，团体幼稚，而会员无多，又覆时聚时散。光绪乙未九月广州之役，朱、邱、陆、程诸同志就义，会员之逃亡海外者过半。其仍留内地者，依然继续工作，嗣因兴中会相隔路远，领导无人。丙申十月花县盘古庙之役，张环、陈开诸同志就义，每诿谓无人指挥之过。而一时风气稍开，朋从来相告语，谋加入革命者渐众，于是丁酉三月不得已而组中和堂，群推列就近主持之，以济兴中会之不逮。然论其实际，兴中会之与中和堂，盖分而合二而一者也。乙巳之后，种族革命之说大明，震动中外，是以同盟会乘时成立，举孙中山先生为会长，而列则为该会主盟于南方。当此之时，中和堂之党员无不加入同盟者，是中和堂之与同盟会，犹是分而合二而一者也。此列于辛亥革命民国成立时，所以有中和堂发源于兴中会，而混合于同盟会之通告也。虽然，满清倒而民国告成，革命初次成功，端赖国民之力，我党人不过负矢之劳耳。国人以中山劳苦功高，推为临时大总统，一切建设，赖总其成。列亦以为负责有人，从此息肩林下，乐观太平而已，不必为滥竽政客也。民二一至京师，即以中和堂党章交内务部立案而止，他非有所求也。不料自中山让位于袁，而袁氏日谋称帝。中山再次出亡海外，列亦三岛遁居。革命事业旧案重提，又不得已而有救世军之组织。迨至袁氏丧灭，重莫国基，结束救世军，而列覆为闲云野鹤之游。我中和堂同志不作享鼋染指之思，而各归正业，非矫情也，可止则止耳。岂知忽忽十年，我之老友孙中山遽尔瑰归天国；乃国民党不幸有人竟受共产党之诱惑，四分五裂，赤化毒焰蔓延四方。列触目伤心，不忍其以孙中山艰难缔造之革命根据之广州，败于垂成，覆使神明华胄之沦陷于赤祸。良心自问，终夜难安。六十老翁，再为冯妇，明知事体重大，独力难支，而见义勇为，虽老夫不敢落后，非见猎心喜，效投机革命者流也。去年四月通电海内外同志，集中实力，为讨赤之进行。顾以当时之国民政府，乃我老友孙中山所遗留之绝无仅有之地盘；当事诸人又尽是革命同源之辈，投鼠忌器，爱屋及乌，是以不能不审顾徘徊，慎重将事也。今国民党诸君自起清党，姑无论纯粹的觉悟，抑一时冲动的觉悟，但能自知讨赤，则中国尚有生机。君子与人为善，断不能以政见不同，阻人为善之路。敬告邦人君子及中和同志：如国民党能清除共党，亦覆何求？政治问题当付诸国民公决。总之，列为数十年之革命旧物，偶悻未死耳，皆不得已而为之，适可而止，原非以革命为能事也。邦人君子，必能谅之。犹有进者，去年三月二十日广州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整理党务集中，有谓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对于跨入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党员，如有命令，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又谓凡跨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党员，如有与纯粹国民党党员发生冲突之事，须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以管理之，等语。按此，他不具论，一则曰国共两党，是共产党为敌体矣。则彼已根深蒂固，而党员之众多也可知。近北京俄使馆事件发生，得悉彼之宣传，遍我全国。只就本月五日北京警厅公布苏俄用于京、津、粤、汴及口外之宣传费共十七万美金。是一次之清单亦有如是之巨，则彼实财雄势大，而深入我之重地也又可知。以彼党员众多，而又深入我之重地。今粤方各路多有肃清共党之报告，事诚可喜。但论其实际，谓之为肃清共党，无宁谓之暂挫其锋，姑勿计彼有极其坚固伟大而势难扑灭之后援也。凡有国民党所到之处，即是共产党所到之处，则肃清云者，肃清其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则可；若欲肃清其国民党外之共产党，虽数十年亦有所不可，此稍涉党会状态者之所能知之者也。今各地数以枪毙共产党闻，列以为殊非善策。盖此能杀之，则彼之结合之力愈坚，其势然也。例如我革命同志，自朱、邱、陆、程以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经一度之杀戮，必增一度热烈之进行，共产党亦犹是耳。故莫如以浙之三门湾及粤之东西沙诸海岛圈出置之，即任彼在诸岛中行其共产。其有挂名共籍，未经逮捕而愿往者，亦听之。列为此言虽无甚深意，一者无知妄作，误入歧途，其愚可哀，杀不胜杀。一者彼在岛中实行共产。不过数年必知窒碍，由是觉悟，可警世人，冀此恶风于焉永息。仍有不能已于言者，当今北伐进行，不但箭在弦上矣。勿论湘鄂之事未平，而各地共党余波，处处时时皆有可虑，即一鼓而黄龙直抵，保无有报北京俄馆事件之怨者，挥兵南下，得直接与南方制裁共党者相周旋。果至此时，则五国环伺于长江上海，以自卫之兵，又谁能使之袖手于旁以观战？螳螂黄雀，譬喻真切。全国鼎沸，较今甚焉。此我国从古未有之危机，而不可不深长思者也。思之如何？我民国成立既十六年，宪法未有成就，频年变乱，端在此点。今国民政府奄有全国之大半，亟宜召集宪法会议，务使人中至正，先行制定草案，通布全国，人心厌乱，必获欢迎。南北可借此而罢兵，反动者亦借此而镇慑，而无穷之外侮亦将借此而融和。昔刘邦入关，约法不过三章，卒定天下。可知宪法草案，胜于百万雄兵多多矣。列近者略编学说，甚欲发挥其伦理救国主义，正待此宪法为之保障，若必谓削平大难之后，方可从事宪法也，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我老友及诸先烈之遗志，何时已乎？夫覆何言！
民国十六年五月中浣
到京后预作遗嘱 尤少纨于去年十月到南京后，自知病势沉重，恐将不起，故于是月二十七日预作遗嘱，命其随员马白眉、尹治纯笔录，而自署名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