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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纪事本末/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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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浚六塔二股河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四
英宗之立
刺义勇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实于宫中。宗实,太宗之曾孙,商王元份之孙,江宁节度使允让之子也。帝未有储嗣,取入宫,命皇后抚鞠之,生四年矣。

嘉祐元年五月,罢知谏院范镇。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彦博因请帝建储,帝许之,会疾瘳而止。至是,镇奋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谏官者,为宗庙、社稷计也。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是爱死嗜利之人,臣不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为,陛下独以祖宗后裔为念,是为宗社之虑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养宗子于宫中,天下之大虑也。愿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属之尤贤者,优其礼秩,置之左右,而试以政事,以系亿兆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章累上,不报。文彦博乃曰:“奈何效希名干进之人!”镇贻书曰:“比天象见变,当有急兵,镇义当死职,不可死乱兵之下。此乃镇择死之时,尚何顾希名干进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书,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大臣皆设辞拒臣,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也。臣窃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变耳。中变之祸,不过一死,国本不立,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变,死且有罪,其为计亦已疏矣。愿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闻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杂事,镇以言不从,固辞。彦博谕之曰:“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镇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诸公谓今日难于前日,安知异日不难于今日乎?”凡见帝面陈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谓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二三年。”镇前后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馀日,须发皆白,朝廷知不可夺,乃罢知谏院,改纠察在京刑狱。

时幷州通判司马光亦言建储事,且劝镇以死争之。翰林学士欧阳修上言:“陛下临御三十馀年,而储宫未建,此久阙之典也。汉文帝即位,群臣请立太子,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文帝亦不疑臣有二心。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窥觊陷于大祸,后唐遂乱。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吕景初、赵抃,知制诰吴奎、刘敞等皆上疏力请,于是宰辅文彦博、富弼、王尧臣等相继劝帝早定大计,皆不听。

三年六月,以韩琦同平章事。时群臣皆以建储为言,帝依违不决,琦既相,乘间进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择宗室之贤,以为宗庙、社稷计?”帝曰:“后宫将有就馆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怀《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愿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为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帝曰:“卿欲谁立?”拯曰:“臣非才备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让卒,追封濮王。允让天资浑厚,内宽外庄,喜怒不见于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学者,勉进之以善;若不率教,则劝戒之,至不变,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谥安懿。以其子宗实育宫中,故恤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马光知谏院。光入对,首言:“臣昔通判幷州,所言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对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

十月壬辰,起复宗实知宗正寺。初,帝既连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争以立嗣固根本为言,包拯、范镇尤激切。积五六岁,依违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韩琦初入相,尝乘间言之,及怀《孔光传》以进,帝不答。又与曾公亮、张(昇)[昪]、据《续纲目》改。参看第二十一卷校记。欧阳修极言之。至是,司马光上疏曰:“向者臣进豫建太子之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时知江州吕诲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对,以光、诲二疏进读,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谁可者?”琦皇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裁。”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曰:“宗实。”琦等遂力赞之,议乃定。宗实天性笃孝,好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儒者,时居濮王丧,乃起复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命下,宗实固辞,乞终丧。帝复以问琦,琦对曰:“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愿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后许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实为皇子,赐名曙。

九月乙巳朔,进封皇子曙钜鹿郡公。宗实既终丧,韩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从之。琦至中书,召翰林学士王珪草诏,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请对,曰:“海内望此举久矣,果出自圣意乎?”帝曰:“朕意决矣。”珪再拜贺,始退而草诏。欧阳修闻之,叹曰︰“王珪真学士也!”诏下,宗实复称疾固辞,章十馀上。记室周孟阳请其故,宗实曰:“非敢徼福,以避祸也。”孟阳曰:“今已有此迹,设固辞不受,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安无患乎?”宗实始悟。司马光言于帝曰:“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之,宜必入。”帝从之,宗实始受命。将入宫,戒其舍人曰:“谨守吾舍,上有适嗣,吾归矣。”因肩舆赴召,良贱不满三十人,行李萧然,唯书数厨而已。中外相贺。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书、枢密奏事于福宁殿之西阁。

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宁殿,年五十四。遗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于是皇后悉敛诸门钥,寘于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惊,再言曰:“曙不敢为。”因反走,韩琦等共掖留之。

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阴三年,命韩琦摄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乙亥,帝有疾。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诏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乃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宰臣日奏事。后性慈俭,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上,一一能记纲要,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曹氏及左右臣仆毫分不[以]据《宋史》二四二《后妃传》、《续纲目》、薛《鉴》补。假借,宫省肃然。

庚子,立高氏为皇后。后,侍中琼之曾孙,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宫中,与帝同年生,又俱抚鞠于太后。仁宗尝曰:“异日必以为配。”既长,出宫,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册为皇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举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悦,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内外汹惧。知谏院吕诲上书两宫,开陈大义,词旨深切,多人所难言者,然两宫犹未释然。一日,韩琦、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且)[具]据《宋史》三一二《韩琦传》、《续纲目》、薛《鉴》改。道所以。琦曰:“此病故尔,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进曰:“太后事先帝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间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复曰:“先帝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先帝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后默然久之。琦进曰:“臣等在外,圣躬若失调护,太后不得辞其责。”后惊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闻者莫不流汗。后数日,琦独见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独称舜为大孝,岂其馀尽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岂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见百官。琦因请乘舆祷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开经筵。翰林学士刘敞进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侧微,尧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闻之,亦大喜,两宫之疑渐释。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韩琦欲太后撤帘还政,乃取十馀事禀帝,帝裁决悉当。琦即诣太后覆奏,后每事称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当居深宫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贤如马、邓,不免顾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之所不及。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遂起,琦即命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见太后衣也。帝亲政,加琦尚书右仆射。

吕中曰: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韩魏公盖自庆历、嘉祐之时,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处事应变,胸中才智又足以运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欤!在真宗之初则有吕端,在仁宗之初则有王曾,此皆安国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宫名曰慈寿。

秋八月,内侍都知任守忠窜蕲州。初,章献太后临朝,守忠与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请谒,权宠过盛,累迁宣政使入内都知。仁宗以未有储嗣,属意于帝,守忠建议,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构两宫。知谏院司马光论守忠离间之罪,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吕诲亦上疏论之,帝纳其言。明日,韩琦出空头敕一道,欧阳修已签,赵槩难之,修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当死。”遂责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塡与之,即日押行,琦意以为少缓则中变也。其党史昭锡等悉窜南方,中外快之。

二年春二月,罢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为皇子,闻近臣中有异议,人疑为襄。及即位,数问襄何如人,韩琦等为救解,帝意不释。襄请罢,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弼罢。嘉祐中,韩琦与弼同相,或中书有疑事,往往与枢密谋之。自弼为枢密使,非得旨合议者,琦未尝询弼,弼颇不怿。及太后还政,弼大惊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可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时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愈不怿。帝亲政,加弼户部尚书,弼辞曰:“制词取嘉祐中尝议建储推恩,此特丝发之劳,何足加赏?仁宗、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闻所以为报,可谓倒置。”再奏,不听,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馀上,遂以使相郑国公判扬州。未几,徙判汝州。

以文彦博为枢密使。彦博自河南入觐,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彦博悚然对曰:“陛下入继大统,乃先帝意,皇太后协赞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时臣方在外,皆韩琦等承圣志,受顾命,臣无预焉。”因避谢不敢当。帝曰:“暂烦卿西行,即召还矣。”乃改判永兴军,寻有是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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