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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学考/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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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拟今古学三十论目,欲条说之,仓卒未能撰述。谨就《经话》中取其论今古学者,以为此卷。中多未定之说,俟有续解,再从补正。)

今古二派,各自为家,如水火、阴阳,相妨相济。原当听其别行,不必强为混合。

许君《异义》,本如《石渠》、《白虎》,为汉制作,欲于今古之中,择其与汉制相同者,以便临事缘饰经义。故累引汉事为断,又言叔孙通制礼云云,皆为行事计耳。至书之并行,两不相背,则不欲混同之也。

郑君驳《异义》时,犹知今古不同,各自成家。至于撰述,乃忘斯旨。注古《周礼》用《王制》;笺《毛传》用《韩诗》;注《古文尚书》用夏侯、欧阳说。

夫说经之道,与议礼不同。议礼可以斟酌古今,择善而从。说经则当墨守家法,虽有可疑,不能改易,更据别家为说。今注古学,乃欲兼有今学之长,采今易古,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乃割别人耳目补之,不惟无功,而且见过。使郑君作注时,犹存驳《异义》之见,则分别今古,先师之法不致尽绝。乃前后异辙,使今古之派,遂至汉末而绝也,惜哉!

许君虽于今古互有取舍,不过为汉制缘饰。至于各经家法,听其别行,不欲牵合之也。

如明堂说,许案云:“今礼、古礼各以其义说,无明文以知之。”又《公羊》、《左氏》,说朝聘不同。许案云:“《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是许以今古不同,不欲混通也。

又诸侯夫人丧,《公羊》、《左氏》异说。许案云:“《公羊》说,同盟诸侯薨,君会葬。其夫人薨,又会葬。是不遑国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说,俱不别同姓、异姓。《公羊》言当会,以为同姓也;《左氏》云不当会,据异姓也。”是许以今古各有所据,不欲强同也。

至其馀条,或云从《左氏》,或云从《周礼》,亦自定一尊,不欲含混。至郑氏著书,乃全与此意反矣。

《异义》久亡,今就陈氏辑本考之,所存将近百条。今与今同,古与古同,各为朋党,互相难诘,以其门户原异,故致相歧也。中惟三条古与今异者。

《穀梁》说:葬不为雨止,统尊卑而言。《左氏》说:庶人不为雨止。《公羊》说:“雨不克葬,谓天子诸侯也。卿大夫臣贱,不能以雨止。”此《公羊》参用古学之言也。

《公羊》说:“臣子先死,君父名之。”《左氏》说:“既没,称字而不名。”许以为《穀梁》同《左氏》。按,此皆后师附会之说,于经传无明文,同异无关于今古礼制者也。

又引《鲁诗》说:丞相匡衡以为“宗庙宜毁”;《古文尚书》说“宗庙不毁”。许据《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同《古文尚书》“不毁”。按,“毁”与“不毁”,经无其证,凡此所同,皆无明据。至于大纲,无或参差也。

孔子初年问礼,有“从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补偏。于是,以心所欲为者,书之《王制》,寓之《春秋》。当时名流,莫不同此议论,所谓因革继周之事也。

后来传经弟子,因为孔子手订之文,专学此派,同祖《王制》。其实,孔子一人之言,前后不同。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

郑君注《礼记》,凡遇参差,皆以为殷、周异制。原今古之分,实即此义。郑不以为今、古派者,盖两汉经师已不识《王制》为今学之祖。故许君以《公羊》“朝聘”为虞夏制,郑君以《王制》为殷礼。但知与《周礼》不合,而不知此为孔子手订之书,乃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专,即今学之本也。

今于数千年后,得其根源,继绝扶微,存真去伪,虽清划繁难,固有不能辞者矣。

《王制》、《祭统》,今学;《祭法》,古学。二者庙制、祭时一切不同,且故意相反。两汉经师言庙制、祭仪,皆牵混说之。特以之注经,则自郑君始。议礼之事,各有意见,多采辑诸说以调停其间,不能由一人之意,此议礼之说多不可据也。

今古经本不同,人知者多。至于学官皆今学,民间皆古学,则知者鲜矣。

知今学同为鲁、齐派,十四博士同源共贯,不自相异;古学为燕、赵派,群经共为一家,与今学为敌,而不自相异;则知者更鲜矣。

知今学同祖《王制》,万变不能离宗;《戴礼》今、古杂有,非一家之说;今古不当以立学不立学为断;古学主《周礼》,隐与今学为敌;今礼少、古礼多;今礼所异皆改古礼等说,则西汉大儒均不识此义矣,何论许、郑乎!

鲁、齐、古三学分途,以乡土而异。

邹与鲁近,孟子云:“去圣人居,若此其近”,盖以鲁学自负也。荀子,赵人,而游学于齐,为齐学。《韩诗》,燕人传今学,而兼用古义,大约游学于齐所传也。《儒林传》谓其说颇异,而其归同。

盖同乡皆讲古学,一齐众楚,不能自坚,时有改异,此韩之所以变齐也。而齐之所以变鲁者,正亦如此。予谓学派由乡土风气而变者,盖谓此也。

群经之中,古多于今。然所以能定其为今学派者,全据《王制》为断。

《三朝记》知其为今学者,以与《王制》合也。《礼记·冠、昏、乡饮、射义》所以知为今学者,以与《王制》同也。同者从同,异者自应从异。故旧说渊源,皆不足据。

盖两汉末流,此意遂失,混合古今,虽大家不免。如刘子政有古礼制,马融说六宗偶同伏说是也。审淄渑,定宫征,毫厘之差,千里之失,不亦难哉!

初疑今派多于古,继乃知古派多于今。古学《周礼》与《左传》不同,《左传》又与《国语》不同,至于《书》、《诗》所言,更无论矣。盖《周礼》既与《国语》、《周书》不同,《左传》又多缘经立义之说。且古学皆主史册,周历年久,掌故事实多不免歧出,故各就所见立说,不能不多门。至于今学,则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虽后来小有流变,然其大旨相同,不如古学之纷繁也。

《论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孔子初年之言,古学所祖也。“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学所祖也。

又言夏、殷因革,继周者百世可知。按,《王制》即所谓继周之王也。因于《周礼》,即今学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其损益可知。《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胜之弊,因其偏胜,知其救药也。

年岁不同,议论遂异。春秋时,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为今学之本旨。何君解今《礼》,以为《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

今古之分,郑君以前无人不守此界畔。伏《尚书》、三家《诗》无论矣。何君《公羊解诂》不用古说,其解与《周礼》不同者,皆以为《春秋》有改制之事,不强同《周礼》。此今学之派也。

至于许君,《说文》用古义,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说目之,屏为异义。至于杜、郑(兴、众父子)、贾、马,其注《周礼》、《左传》、《尚书》,皆不用博士说片语只字(《五经异义》:马有以今学长于古义一条目。今说既为俗儒,不可据以为用今学也)。至于引用诸书,亦惟用古派,从不用《王制》。其分别异同,有如阴阳、水火之不能强同。郑司农注大司徒五等封地,全就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其注诸男方百里一条云:“诸男食者四之一,适方五十里。独此与《五经》家说合耳。”其所谓之《五经》家者,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说也。《异义》谓之今文,《说文》目为博士,斥为异说,不求雷同。即此可见东汉分别今古之严。

自郑康成出,乃掍合之。可含掍者,则含掍说之;文义分明者,则臆断今说以为殷礼。甚至《曲礼》古文异派,亦以为殷礼。郑君受贾、马之学而兼采今文,今欲删其掍合以反杜、马之旧。须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乃两京之旧法,试为考绎,必知不谬矣。

今古之掍乱,始于郑君,而成于王子雍。大约汉人分别古今甚严。魏晋之间,厌其纷争,同思画一。

郑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争胜,力返古法,足以摧击郑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厉,《家语》、《孔丛》皆其伪撰。乃将群经今古不同之礼,托于孔子说而牵合之。如《王制》庙制,今说也;《祭法》庙制,古说也;各为规模,万难强同者也;而《家语》、《孔丛》之言庙制者,则揉杂二书为一说。

郑君之说,犹各自为书。至于王氏,则并其堤防而全溃之。后人读其书,愈以迷乱,不能复理旧业,皆王氏之过也。故其掍乱之罪,尤在郑君之上。欲求胜人,而不知择术,亦愚矣哉。

郑君以前,古学家著书,不惟不引据《王制》师说,并《公》、《谷》二传、《三家诗》、《今文尚书》、今《易》,凡今学之言,避之如洪水猛兽。惟其书今古杂有,或原无今古派之分者,乃用之。如杜、郑、贾、马之引《孟子》、《论语》、《礼记》是也。引《春秋》则惟《左氏传》。至于引二传“跛者迓跛者”条,则亦但引其文句,而不言书名,皆足见其门户之峻厉也。

《礼运》、《礼器》、《郊特牲》,孔子告子游,皆古学说。此孔子未作《春秋》以前,从周之言。至于作《春秋》以后,则全主今学。如《大戴》告哀公之《三朝记》,全与《王制》、《穀梁》合,是也。

孔子传今学派时,受业早归者未闻,故弟子有专用古学者。又或别为不受业之隐君子所为,然大约出于受业者多。因欲与受业之今学分别,故权以古学为不受业,非弟子遽无古学者也。

《纬》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皆已成之迹,《春秋》则虚托空言。故予意以《孝经》为古学,《春秋》为今学,《论语》为今古杂。以《孝》属行,行必从周;《春秋》属志,志有损益;《论语》少壮晚年之语皆有,故不一律,大约从今者多。至于《孝经》有今学,《春秋》有古学,《论语》有今古两派,此皆后来附会流派,孔子当日不如此分别也。

《论语》“因革”、“损益”,唯在制度。至于伦常义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至于弟子之大义,经师之推衍,乃有取舍不同,是非异致之说。揆之于初,无此分别。

《异义》所录师说,半皆东汉注解家言,索虚为实,化无为有,种种附会,都非原旨。然既欲各立门户,则好恶取舍,亦不能不小有改动,言各异端,亦不必强同。但读者须知此非今古正义,不蔽锢于许说,可也(近言今古派者,皆本原于《异义》,今不尽据之)。

今古之分,或颇骇怪。不知质而言之,沿革耳、损益耳。明之制,不能不异于元;元之制,不能不异于唐、宋。今学多用殷礼,即仲弓“居敬”之意。古学多用周礼,即《中庸》“从周”之意。今制与古不同,古制与今异派,在末流不能不有缘饰附会之说。试考本义,则如斯而已,故不必色骇而走也。

鲁为今学正宗。燕赵为古学正宗。其支流分派,虽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

鲁乃孔子乡国,弟子多孔子晚年说,学者以为定论(汉人经学,以先师寿终之传为贵,亦如佛家衣钵真传之说也),故笃信遵守。初本以解《春秋》,习久不察,各是所长,遂以遍说群经。此鲁之今学,为孔子同乡宗晚年说,以为宗派者也。

燕赵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辞而先反,惟闻孔子“从周”之言,已后改制等说,未经面领,因与前说相反,遂疑鲁弟子伪为此言,依托孔子(如汉人传经,别杂异端,乃自托于师终时手授其传,故弟子不信其书之比),故笃守前说,与鲁学相难。一时隐君子习闻周家故事,亦相与佐证,不信今学而攻驳之,乃有《周礼》、《左传》、《毛诗》之作,自为朋党,树立异帜,以求合于孔子初年之说。此古学派为远于孔子,兼采时制,流为别派者也。

其实,今学改者少,不改者多。今所不改,自当从古。凡解经,苟今学所不足,以古学补之可也。齐人间于二学之间,为乡土闻见所囿,不能不杂采,乃心欲兼善,遂失所绳尺,不惟用今学所无,并今学有明文者,亦皆喜新好异,杂入古说。今不为今,古不为古,不能施行。然九家之中有杂家一派,则兼收并蓄,志在包罗,亦学人积习也。

昔人云:“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没而大义乖。”此之纷纭,大约七十子没之后乎!皆不善学者之所致耳。

《易》、《书》、《诗》、《春秋》、《仪礼》、《周礼》、《孝经》、《论语》,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说矣。唯《戴记》两书中,诸篇自有今古,则无人能分别其说。盖《戴记》所传八十馀篇,皆汉初求书,官私所得,有先师经说,有子史杂钞,最为驳杂。其采自今学者,则为今学家言;采自古学者,则为古学家言。汉人以其书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为今学。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非郑康成之过也。

然考《异义》,虽以戴《礼》为今说,而杜、贾诸家注《周礼》、《左传》,于《戴记》有引用之篇,有不引用之篇,是当时虽以戴《礼》为今学,而古文家未尝不用其说,足见其书之今古并存矣。今之分别今古,得力尤在将戴《礼》中各篇今古不同者,归还本家。《戴记》今古定,群经之今古无不定矣。

予以《王制》为今学之祖,取《祭统》、《千乘》、《虞戴德》、《冠义》、《昏义》、《射义》、《聘义》、《乡饮酒义》、《燕义》等篇注之,附于今派。取《祭法篇》为古《国语》说;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为古《周礼》说;又以《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详见“《礼记》今古篇目表”)至于其馀,或为《仪礼》说,或为《诗》、《礼》、《孝经》说。阴阳五行说、学问派、子史派、阴阳五行派,无今古之分及今古杂用者,都为考订。每篇各自为注,以类相从,再不求通别家,牵掍异解。《戴记》一明,则群经无不大明。盖以《记》中诸篇经说,居十之七、八,自别入《记》中。经不得记不能明,记不得经无以证,仳鉲两伤。甚至援引异说以相比附,故注解愈多,经意愈晦,经学亦愈乱。今为合之,如母得子,如石引针,瓜分系别,门户改观,群经因此大明。故云得力处全在解得《戴记》。

予以《王制》解《春秋》,无一字不合,自胡、董以来,绝无此说。至以《戴记》分隶诸经,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传之绝学,微言大义,幸得粗窥,故急欲成之。或以此说为过奇,不知皆有所本,无自创之条。特初说浅而不深,偏而不全,心有馀而力不足,形近是而实则非。久乃包罗小大,贯穿终始,采花为蜜,集腋成裘,无一说不本前人,无一义仍袭旧说,积劳苦思,历数年之久。于盘根错节,外侮内忧,初得弥缝完善。而其得力尤在分隶《戴记》。观前表及“两戴章句凡例”可见。

或问《王制》制度,孔子全用殷礼,抑亦别有所本?

曰:孔子答颜子参用四代,《王制》言巡狩与《尧典》合,则不独殷礼矣。又《纬》云殷五庙,周七庙。尹更始说《穀梁》七庙,据周。天子称崩,刘向说亦云据周。是《王制》参用四代之证。然《中庸》云:“吾说夏礼,杞不足征;吾说殷礼,有宋存焉。”是春秋时,夏以前礼制,皆残缺不可考。大约孔子意在改制救弊,而虞乐、夏时以外多不可考,故建国立官,多用殷制。《纬》云《春秋》用殷礼,是也。《说苑》引伊尹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与董子同,是立官用殷礼也。《纬》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今爵五而地三,是亦用殷礼也。《春秋》有故宋之说;《穀梁》主王后其先殷人二义;孔子卒,殡用殷礼。故《春秋》见司马、司城二官,明改制用殷礼三公也。

《殷本纪》伊尹说汤以“素王”之法,与《春秋》“素王”义同。史公“素王”妙论,亦以伊尹为主,岂“素王”二字,亦从伊尹来耶?说者以“素”为从“质”之义,史公论范、计,亦质家意,岂“素王”为伊尹说朴质之教,孔子欲改周文,仿于伊尹从质之意而取“素王”,故《春秋》多用殷礼耶?

或以今古为新派。曰:此两汉经师之旧法也(详见前卷)。以《王制》主今学无据。曰:俞荫甫先生有成说矣。

以《国语》在《左传》先为无考。曰:此二书为二人作,赵瓯北等早言之矣。

《戴记》有今有古,郑、马注《周礼》、《左传》已有此决择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师早有此泾渭矣。以今古分别礼说,陈左海、陈卓人已立此宗旨矣。解经各还家法,不可混乱,则段(玉裁)、陈(奂)、王劼)注《毛诗》,已删去郑笺矣。以《礼记》分篇治之,则《隋志》已有《中庸》、《丧服》、《月令》单行之解矣。今与今合,古与古合,不相通,许君《异义》早以类相从矣。考订《戴记》简篇,则刘子政、郑康成已有分别矣。

今之为说,无往非因,亦无往非创;举汉至今家法,融会而贯通之,以求得其主宰。举今古存佚群经,博览而会通,务还其门面,并行而不害,一视而同仁。彼群经今古之乱,不尽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悬解,直接卜左,则举凡经学蒙混之处,皆欲积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考》之意也。

今古之分,于经传、以《王制》、《周礼》、《三传》、《戴记》为证;于礼制,以宗庙、禘祫、田税、命官、制禄为证,可谓详明。

然此别其异同,试以“会同”明其意旨。《论语》有会同,是当时本有会同,故公西举之,此《论语》据古学之证也。《周礼》有会同,合于《论语》,是《周礼》用旧仪典册之证也。《春秋》无同,是孔子不守《周礼》,自立新制之证也。《左传》无同,是《左传》缘经立说,经所无者,不能有之证也。《书·禹》、《诗·车攻》有会同,此夏、周有会同之旁证也。《国语》、《孝经》无会同,此别派异于《周礼》之证也。即此一事考之,前后沿革,本原派别,皆可由之而悟。语简事繁,学者当举一反三也。

予撰今古礼制分类钞,以徐、秦《通考》为蓝本,分今为五派,古为六派(详见前“流派表”中),以为正宗。凡古有今无、今古同、今古杂者,别立三门收之,子、纬亦附焉。至《易》、《书》、《诗》,旧皆同列,既无明文,维据注疏分隶,今尽削落,不以为据。其有明文者,分为四代制,以入“沿革表”。《论语》今古兼有,亦如《礼记》分篇例,各从其类。汉人《易》、《书》、《诗》、《孝经》,皆分今古,误说也。以《易》、《诗》证礼制,亦误据也。《礼记》兼有今古,以隶今学,误也。《论语》今古杂,今古二家立二派,各为家法说之,亦误也。今尽汰误说,别立新门。学者据此分钞,分说礼制,泾渭判然,不啻江河。执此治经,庶有澄清之效。

《司马法》司马主兵,《王制》之传也。其言兵制出师,与《周礼》不合,盖全主《王制》也。《孔丛子·军制篇》间于今古之间,有用《周礼》之文,有用《司马法》之文。今凡与《王制》、《司马法》同者,则以入《王制》;与《周礼》同者,入古学也。(又考《司马》逸文与《王制》,同见于孔、贾诸疏所引者,今本乃无之。岂孔、贾所引别一书,今存本乃穰苴书欤?)

三统循环,由周而夏,此质家矫枉之言,孔子不主此议。周末名流,竞欲救文,老、尹、桑、庄厌弃文敝,至于排仁义,不衣冠。矫枉者必过其正,此诸贤之苦心救世之良药也。然风气日开,文明渐备,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尽,来往为宜,若欲改周从夏,不惟明备可惜,亦势所不行。继周不能夏制,亦如继唐虞之不能用羲、轩也。

子桑伯子,欲复夏礼者也。《说苑》言孔子往见论文质之事。《论语》所谓“简”,谓夏制也;“敬”,谓殷制也。孔子许伯子之质。

仲弓以继周不能用夏,惟当用殷,小参夏意,深明损益,洞达治体,与孔子语颜子意相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谓可与言继周之事。《王制》用殷礼,仲弓有启予之助。

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独取一冕,凡仪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从冕推之。故《仪礼》以及威仪,皆不改也。“乘殷辂”,“辂”取实用,务于致远。凡制官、爵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无益者也。至于夏制,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复古。惟天道尚质,行时郊祀,大约皆夏正也。假时、辂、冕以示其例而已。

四科之中,颜子、仲弓以德行见。制作精意,二子得闻。以下偏才,舍大谋细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观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过半矣。

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选举之政;因阍弑吴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门;因诸侯争战,乃使二伯统制之;国大易为乱,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渎祀,乃订为四时祫祭;厚葬之致祸,乃专主薄葬。凡其所改,专为救弊,此今学所以异古之由。至于仪礼节目与一切琐细威仪,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关,全用周制,故今学《祭统》、《祭礼》仪注与古学《祭义》同也。

凡今学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仪。《礼记》虽为今学,然所言与经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通考分类钞,凡今无者,别为一册。入此门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学只一派。虽齐、韩参用古学,然其主今学处无异说也。古学则在经已有数派,不能同。故今古分类钞,凡专派与所无,皆为注明。如会同为《周礼》专派,禘尝为《孝经》专派。他家所无者,入之。又《周礼》无禘祫;《左》、《国》无祫;《周礼》朝、觐、宗、遇分四时,为专派;《左》、《国》有朝,无觐、宗、遇。并为注明分隶。治古学者当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严。不可但因其俱为古学,遂蒙掍而说之,如前人之掍乱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至于先师异解,汉人因其异师,亦以为有今古之别,实则非也。如爵制之大小,罍制之异同,六宗之名目,社主之松柏,既无所据,何分古今?又《尚书》稽古有“同天”“顺考”之异说,然无关礼制,随便可也。因“同天”偶为今学家言,“顺考”偶为古学家言,学者亦遂以为今古有所分别,实则不然。今学附庸,古《周礼》无附庸。《异义》古学说有附庸,此亦后师误说。许氏有从今改古之条,皆此类也。

今学《礼》,汉以前有孟荀墨韩可考。古学则《国语》、《周书》外,引用者不少。汉初燕赵之《书》不盛传,贾、张以外少所引用,然不能谓其出于晚近也。

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为今古学由地而分之喻。古为北皿,鲁为南皿,齐为中皿。北人刚强质朴,耐劳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宽柔敦厚,温文尔雅,此鲁派也。中皿间于二者之间,舟车并用,麦稻交储,习见习闻,渐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齐学之兼取古今义,正如此。

《孝经》、《论语》,《汉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复二派之旧,其事颇难。《孝经》为古派,全书自成首尾。《论语》则采录博杂,有为今学所祖,有为古学所祖。欲一律牵合,于今古说必多削足合屦之失。然旧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强合之,窃欲仍分为二家《论语》。今学详今,古学详古,凡异说皆注明,如附解存异之例。至于《孝经》,纯以今学说之,则又用《左传》以古礼说《春秋》之法。好学深思之士,必能成此书也。

今古经传,唯存《春秋》。《王制》、《周礼》皆《三传》所据以为今古之分者。四家为今古之正宗,同异之原始。二门既别,然后先师各囿所习,推以说《易》、《书》、《诗》、《论语》、《孝经》。凡此五经今古之说,皆后来附会之谈,非本义也。说《春秋》得孔子修述之旨者,《三传》之中,唯《穀梁》。说《易》、《书》、《诗》、《论语》、《孝经》,皆当力求秦汉以前之说。故五经今古先师之说,多与以前同。今当以秦以前者为正义,汉以后者为晚说也。

《艺文志》、《孝经》下云:“各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皆异。”《孝经》古文异今文,不审是先秦原文,抑汉后译改?然必有不安,其说乃异,是今文自招之也。《左传》破今学,其所以立异之处,亦如《孝经》,多由今说不安,或弟子主张太过,或义例繁难不能画一之处,古传则必别立一说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唐宋人极诋之?范《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据《周礼》以驳传?苟能尽明今学,则其事理平实,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来风,终当自尤也。

今以《穀梁》、《左氏》为今古学根本。根本已固,然后及《礼》与《易》、《书》、《诗》等经。盖古今起于《春秋》与《王制》、《周礼》,馀皆先师推所习以说之者。“统宗表”即此意也。根本已立,然后约集同人以分治群经,人多经少,当易成也。

今古说,其见《异义》者,多非其实。大约出于本书者为上,其称某家说者,多附会之谈。许君于其互异者,每以有明文、无明文为说。是有明文为可据,无明文为不足据也。而明文之说,又以平实者为正,如三公九卿之类是也。推例为附会,如《易》家以六龙定六马,《诗》家以谭公为称公是也。学者不察,则附会之说最易误人。凡人说一事,口之所出,多流为歧异。如明堂、郊、禘诸说,纷纭是矣。又六宗之说,至二十馀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为之,此不足据也。

先师主持一说,末流每至附会。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义,遂附会以为王鲁是也。有震惊张皇之色,乃过情虚拟之词。今者细为分出,务使源流派别,一览而明。其于《异义》所言,不无千虑一得矣。

《诗》、《书》有四代异制,以今、古学说之,皆非也。然先师既主此说,则不能不婉转以求通。所谓削足适屦之事,每不免焉。

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礼》所言则万里,此今古礼制之分也。特二学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说四代也。而《尚书》有五服之文,本与《王制》三服、《周礼》十服不合。而先师欲各合其礼制,故今学之欧阳、大小夏侯说,则以五百里为一服,五五二千五百里,合南北得五千里,减省里数以求合《王制》之说也。古学之杜、马说,则以为千里为一服,五服五千里,合南北为万里,加多里数以求合《周礼》之说也。实则《王制》、《周礼》之说,皆与《尚书》夏制不相关,而今古先师乃欲抱其《王制》、《周礼》之说,以遍说群经,统括沿革。其中左支右绌,朝四暮三之踪迹,班班可考。今诚各知其所据以推考求通之意,则我用我法,得失易明。若不知其所据震惊其异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或于其中更欲有左右焉。此岂能合也哉?

予确知先师折中求合之说,都非本义,故欲以四代沿革补正其误,使知此皆后师推衍之说,不明此意,经意何由得哉!

《三传》著录,皆先秦以前。《穀梁》鲁人,《左传》燕赵人。故《公羊》出入二家,兼收燕、鲁,特从今学者多耳。今学二伯,古学五伯,《公羊》从五伯之说。他如仲子为桓母改蔡侯,东为朱,凡此皆事实之变异者。至于礼制,则说禘说郊,时杂古制。盖以齐居鲁与燕之间,又著录稍晚,故其所言如此。好学深思者,当自得之。

《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敌,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

今学传孔子,本始于鲁。公羊始师齐人,受业于鲁,归以教授。当其始,仍穀梁派也。如荀子游学于齐,学于公羊,始师其说。《春秋》多同《穀梁》,是齐学初不异于鲁学之证。至于归以教授,齐俗喜夸好辨,又与燕赵近,游士稷下之风最盛,故不肯笃守师说,时加新意,耳濡目染,不能不为所移。齐学之参杂于今古之间,职是故也。

《儒林传》言伏生口授《尚书》有壁藏书,《公羊》有齐语,故人以为旧由口授,至汉乃著竹帛。实则群经著录,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齐语,是秦前先师,非汉后晚师。不如旧说孔子畏祸远言,不箸竹帛也。

鲁恭王坏宅所得之书,不止古学,即今学亦有。以其书已先行,故不言耳。壁中诸书,皆鲁学也。伏生口授《尚书》,世已尊行,鲁壁中古文出,孔氏借以写定,鲁《书》遂变为古学矣。《春秋公羊》由齐传授,壁中所出,当即《穀梁》。《穀梁》传,而壁中鲁学《尚书》之本文不传,遂使人疑非其比,岂不可惜哉!

壁中《尚书》出,东汉诸儒以古学说之,亦如《仪礼》古文而西汉诸儒以今学说之也。二书本无今古之分,其以今古分门户,先师附会之说也。

鲁人不喜为汉用,汉家因少抑之。鲁学又无显者,《公羊》之盛,全由公孙弘。《穀梁》经传,皆先秦之遗。史公云:“秦虽焚书,而邹鲁弦诵之声不绝。”故汉初征鲁生讲礼,鲁书未亡。汉抑鲁学,可由史公之言悟之。其后既久,乃兴鲁学,而犹假借坏宅得书以为说者,则又史臣回护之言,不尽事实也。

鲁书未亡,学犹盛,故《鲁诗》、《穀梁》,江公能传之。不然,则江公何以崛起?鲁《书》学之亡,则以世无达者,不幸而亡。《穀梁》虽存,终汉乃得立,此鲁学之所以微也。鲁《尚书》家不传。班书谓伏《书》传于齐、鲁,非也。鲁自有《尚书》,不传于世,班意欲周旋此事耳。

汉初,齐人以经术贵显者,始于伏生,继以公孙弘,故齐学盛。鲁无显达,故以浸微。至于重鲁轻齐,则宣、元以后风气改变之言,亦赖当时天子、丞相之力耳。不然,终汉不得立也。

汉初,经学分三派,鲁、齐、古是也;分二派,今、古是也。

分三派者,《诗》(《鲁诗》、《齐诗》、《韩诗》、《毛诗》),《春秋》(《穀梁》鲁;《公羊》齐;《左传》古),《礼》(鲁高堂生传《士礼》、齐后仓古《周礼》),《论语》(鲁论、齐论、《论语古》也),四经是也。

分二派者,《易》、《尚书》、《孝经》三经是也。《尚书》今学出于伏生,齐学也。《易》传于田和,亦齐学也。《孝经》后仓、翼,亦皆齐学也。

然则七经中齐古学皆全。所缺者,鲁之《易》、《书》、《孝经》三经说也。汉初齐盛鲁微,故失其三经之传。而古学行于民间,乃能与齐学相敌。则以古与今异,齐、鲁同道,故存齐而鲁佚与?

《毛诗》说田猎,与《穀梁》同文。此古今学所同之礼制。故予谓今学所不改者,皆用《周礼》是也。柳氏大义不察,乃以《毛诗》与《穀梁》同师,则合胡越为一家矣。古、今学所同之礼,当由此推之也。

汉儒著书,初守一家之说。至于宣、元以后,则不能主一家。如刘子政学《穀梁》,而《五经通义》、《新序》、《说苑》中所载礼制,乃有与古学同,今学异者,是不专主一家之证。

汉初,古学不显,而《公羊》中乃多用古礼。此古学先师在《公羊》著录以前,已经大行之证。因《公羊》之录用其说,足知其书出在秦以前矣。

《穀梁传》言誓、诰,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与《荀子》同。据此说,则今说谓周初无盟,桓、文不交质也。《周礼》有盟,《左传》有交质,此即实事,亦不与今说相妨。《周礼》非周公手定,《左传》桓、文亦无交质事,疏家乃以《穀梁》为汉初人著录,不见古籍而然。如此说,则何以解于《荀子》?又《穀梁》为汉人作,从何得来?凭空臆造,全无实据,然疏家说不足驳斥也。

《春秋》去文从质、因时救弊意,本于老子,而流派为子桑、惠、庄之流。墨子学于孔子,以其性近,专主此说。用夏礼改周制,本之于《春秋》。如“薄葬”即《王制》不封不树之意。特未免流于偏激,一用夏礼,遂欲全改周礼,与孔子之意相左矣。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论语》“禹无间然”一章,全为《墨子》所祖,所谓崇俭、务农、敬鬼、从质,皆从此出。然孔子美黻冕,墨子则并此亦欲改之。当时如墨说者,不下数十家,特惟墨行耳。

礼学之有古、今派,是也。然七十子之徒,文质易见,异同最多。所言之事,有不见于《周礼》、《仪礼》、《王制》者,此等礼制,不能归入于今,亦不能归入于古。窃以此类亦有数例。

有为经中未详之义,补经未备,如《仪礼》诸记之类是也。

有为缘经起义,如《诗》、《书》有此说,先师存此义,为《礼》经所不详,如《王制》言天子大夫为监之类是也。

有为沿革佚文者,《周礼》、《仪礼》皆一时之书,一代典礼,每有修改。《礼纬》言周初庙制,与后来不同,此亦修改之例。不知《周礼》为何时之书,《仪礼》为何时之书,则其中不无修改刊落之文,如《左氏》言文、襄之礼之类是也。

有异说别录者,古人习礼,质文随意,有既从一家而其异说亦偶存之,如子游、子夏之裼袭不同是也。

有为士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时制者,如《乡党》记孔子之事,张盟生说此皆孔子一人之事,与常不合者,使常义,则可不见,又其事为朝廷所不详之事,故随人而改是也。

有为训诫之事,如《幼仪》、《弟子职》之类,并非国家一定典礼,私家编此,以训童蒙。言人人殊,详略随意之类是也。

有礼家虚存此说,欲改时制未见施行者;有因缘失本,误据为典要,实与礼制不合者;有残篇断简,文义不全者;有经传混淆,前后失次者;有句读偶误,断续非真者;门目既多,岂能必所言之皆合本义?

故说经以《礼记》为繁杂难通。然既得其大纲,再为细分节目,有所不解,则姑阙疑,就所立门目以求之,想当十得八九矣。

《周礼》之书,疑是燕赵人在六国时,因周礼不存,据己意采简册摹仿为之者。其先后,大约与《左传》、《毛诗》同,非周初之书也。何以言之?其所言之制,与《尚书》典礼不合,又与秦以前子书不同。且《孟子》言:“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无缘当时复有如此巨帙传流?故予以为当时博雅君子所作,以与《王制》相异。亦如《左传》之意,其书不为今学所重。故《荀》、《孟》皆不引用。其中礼制与《左传》不同,必非一人之作。但不识二书孰在前、孰在后、孰为主、孰为宾也?

《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此一定者也。今不能于二者之中而分之。大约高堂传经以后,已为今学。后古经虽多廿馀篇,无师不习,是经亦今学之经矣。于此经欲立今、古二派,殊难措手。然细考记文,颇有与本经不同者,则经为古学,记为今学,亦不妨稍分别之,以示源委区别之意。

西汉今学盛,东汉古学盛。后盛者昌,而《易》、《尚书》、《诗》、《礼》之今学全佚,而惟存古学,无以见今学本来面目。犹幸《春秋》今学之二传独存,与古相抗。今学全由《春秋》而生。又孔子所手定之书,其所以不亡,或者鬼神为之嗬护。

予立今学门户,全据二传为主。至今学所亡诸书,皆以二传与《左传》相异之例推之,以成存亡继绝之功。准绳全操于此,此又治经之一大幸也。

《异义》引今、古说,有经传、师说二例。师说多于经传,十分之七八,非议礼之口说,则章句之繁文,未足为据。汉廷议礼,视丞相所学。苟与之同,虽屈而可申;倘或异家,即长亦见绌。半以势力辨呐定优劣,无公道也。

又东汉以后,今学与古学争。如《异义》所载是也。西汉以前,则今学自与今学争。夫一家之中,何有长短?乃意气报复,自生荆棘。如辕固、黄生之论汤武,彭祖、安乐之持所见,必于家室之中,别图门户之建。盖诸人贪立太常,邀求博士。汉法:凡弟子传先师说,苟其同也,则立其师。倘有同异,则分立弟子。故当时恒希变异以求立。严、颜因此得并在学官。大小夏侯、大小戴,意亦如此。其分门为利禄也。

以此倡导,学者宜乎人思立异。实本一家,而夺席廷争,务欲取巧,遂致同室操戈。后来古学大盛,今学遂不自攻,而深相结纳,以御外侮,而已有不敌之势。无事则相攻,有事乃相结,《唐棣》之诗,何不早诵乎?

予约集同人撰《王制义证》。以《王制》为经,取《戴记》九篇,外《公》、《谷》传、《孟》、《荀》、《墨》、《韩》、《司马》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纬候今学各经旧注(据马辑本),并及两汉今学先师旧说(《今文尚书》、《三家诗》用陈氏辑本。至于《春秋》、《孝经》、《论语》、《易》、《礼》尚须再辑),务使详备,足以统帅今学诸经,更附录古学之异者,以备参考。此书指日可成,以后凡注今学群经礼制,不必详说,但云见《义证》足矣。

如今《易》,《尚书》,《春秋》公谷,《诗》鲁、齐、韩,《孝经》,《论语》,皆统于《王制》,可以省无数疏解。习今学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迎刃而解。起视学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蜡,而且胶葛支离,自生荆棘。一俟此书已成,再作《周礼义》以统古学。而其中节目详细,均见于《经话》中。

地理家有鸟道之说,剪迂斜为直径。予分今、古学意,颇似此。然直求径道,特为便于再加高深。倘因此简易,日肆苟安,则尚不如故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然二派之外,又有无数小派,稽其数目,不下八、九家。苟欲博通周揽,则亦非易事。

郑君号精通三礼。其《王制》注或周、或殷,一篇数易。注《王制》采《祭法》,注《祭法》用《王制》,徒劳唇舌,空掷简札,说愈繁而经以愈乱。大约意在混同江河,归并华岱。自谓如天之大,无所不通,乃致非类之伤,各失其要也。(《后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礼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按,此谓郑君混合今古也。)

今古不同,针锋相迕,东汉诸儒持此门户犹严。许叔重治古学,《五经异义》是古非今,《说文解字》不用今学。杜、郑、贾、马所注《周礼》、《左传》等书,不用今说。何君《公羊注》不用《周礼》,是其证也。

郑君生古盛今微之后,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为何以笺《诗》欲以今学入古也;为何以注《周礼》欲以今说补古也;为何以注《尚书》欲以今文附古也?今古之分,自郑君一人而斩,尊奉古学而欲兼收今文,故《礼记》、《仪礼》今、古之文,一律解之,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

魏晋学者尊信其书,今古旧法,遂以断绝。晋儒林所传,遂无汉法,且书亦因此佚亡,不能不归过于郑君。盖其书不高不卑,今古并有,便于诵习,以前今、古分门之书,皆可不习,故后学甚便之,而今古学因之以亡。观于表说,可以见之,不可不急正者也。

郑君之学,主意在混合今古。予之治经,力与郑反,意在将其所误合之处,悉为分出。经学至郑一大变,至今又一大变。郑变而违古,今变而合古。离之两美,合之两伤,得其要领,以御繁难,有识者自能别之。

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今文尚书》、《齐诗》、《鲁诗》、《韩诗》、《戴礼》、《仪礼记》、《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古文尚书》、《周官》、《毛诗》、《左传》、《仪礼经》、《孝经》、《论语》、《戴礼》。《易》学不在此数),以成蜀学。见成《穀梁》一种。然心志有馀,时事难就,是以初成一经而止。因旧欲约友人分经合作,故先作《十八经注疏凡例》,既以相约同志,并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说,一俟纂述,当再加商订也。(昔陈奂、陈立、刘宝楠、胡培翚诸人,在金陵贡院中,分约治诸经疏,今皆成书。予之所约,则并欲作注耳。)

予治经以分今、古为大纲,然雅不喜近人专就文字异同言之。二陈虽无主宰,犹承旧说,以礼制为主。道、咸以来,著作愈多。试以《尚书》一经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条。盖近来金石剽窃之流,好怪喜新,不务师古,专拾怪僻,以矜雅博。

夫文人制词,多用通段,既取辟熟,又或随文,其中异同,难言家法。两汉碑文、杂著,异字已难为据,况乃滥及六朝碑铭,新出残编。偶见便欲穿凿附会,著录简书,摭其中引用经语异文异说,强分此今文说,此古文说,不知今、古之学,魏晋已绝,解说虽详,毛将安附?此大蔽也。石经以前,经多译改,今、古之分,不在异文,明证在前,无俟胪证。陈左海以异字通假为今、古之分,亦不得已之举。徒取简编宏富,非正法也。

古今异字,必系不能通假有意改变者,方足为据。如《左传》之改“逆”为“送”,改“尹”为“君”,改“伯”为“帛”之类,实义全反,然后为异。不然则毕录异同,亦但取渲染耳。若词人之便文,晚近之误夺,牛毛茧丝,吾所不取。

大小《戴记》九十馀篇,凡《礼经》记文不下十篇。以此推之,则别经之记,当亦有编入者。今定《王制》为《穀梁》、《公羊》记;《曲礼》上半小学,下半为《春秋》;《檀弓》、《祭法》、《杂记》为《左传》记;《玉藻》、《深衣》、《朝事》、《盛德》为《周礼》记;《祭义》、《曾子》十篇为《孝经》记;《经解》、《表记》、《坊记》、《缁衣》为经学说之类。(详见“两《戴记》今古分篇目表”)经、记互证,合则再美,离则两伤,此千年未发之覆也。

又《礼运》三篇,有经有传,当合为一大传。《大传》为经,《服问》、《丧服小记》二篇为传,当合为一。窃意此《礼运》三篇,旧本一事,乃记夫子与子游论礼之言;子游习礼,此其授受之证也。后来先师各加注记,后因文多,分为三篇,经、传混淆,前后错杂,使读者如散钱满屋不知端委。今因《王制》例推之,分为经、传,便有统制。至于《大传》为经,《服问》、《小记》为记,观其篇目命名,已得其大概矣。

俞荫甫先生以《王制》为《公羊》礼,其说是也。壬秋师以其与《大传》同,不言封禅,非博士所撰之《王制》,亦是也。盖《王制》孔子所作,以为《春秋》礼传。孟、荀著书,已全祖此立说。汉博士之言如《大传》,特以发明《王制》而已,岂可与《王制》相比。精粹完备,统宗子纬,鲁、齐博士皆依附其说,决非汉人所作。(卢子干因不能通其说,故以为博士作,以便其出入,实则非也。)

《王制》有经有传,并有传文佚在别篇者。至于本篇经传之外,并有先师加注记之文,如说尺亩,据汉制今田为说是也。此固为戴氏所补,至目为博士手笔,则误读《史记》矣。

《王制》无一条不与《穀梁春秋》相同(说详《义证》)。二书皆蚀蒙已久,一旦明澈,可喜何如!不封不树不贰事,郑以为庶人礼,不知《穀梁传》已有明文。讥世卿、非下聘、恶盟,尊齐、晋为二伯,以曹以下为卒正,以冢宰、司马、司城为三公,亦莫不相合。至于单伯、祭仲、女叔诸人使非为监之说,则听左氏、何君之互争,不能一断决。范氏据《周礼》以驳传,亦无以折之矣。

《春秋》之书,以正将来,非以诛已往。《王制》一篇,即为邦数语,道不行乃思著书,其意颇与《潜夫》、《罪言》相近,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则欲将此意笔之于书。又以徒托空言,仅如《王制》则不明切,不得已乃借春秋时事以衍《王制》之制度,司马迁言之详矣。

《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从质,见于《春秋》者也。凡所不改,一概从周。范氏注《穀梁》,以《周礼》疑《王制》,据周制驳《春秋》,是呓语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纲,如爵禄、选举、建国、职官、食货、礼乐之类,馀琐细悉不改。其意全在救敝,故《春秋》说皆以为从质是也。

今学、古学之分,二陈已知其流别矣。至于以《王制》为今文所祖,尽括今学,则或疑过于奇。窃《王制》后人疑为汉人撰,岂不知而好为奇论?盖尝积疑三、四年,经七、八转变,然后乃为此说。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

辛巳秋,检《曲礼》“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数节,文与《春秋传》同,又非礼制,因《郊特牲》、《乐记》一篇有数篇、数十篇之说,疑此数节为先师《春秋》说,错简入《曲礼》者也。癸未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穀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穀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为此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唯阙疑而已。

甲申,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穀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及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穀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沈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

乙酉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穀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为晚年说,弟子多主此义,推以遍说群经。汉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说。乃定《王制》为今学之祖,立表说以明之。

蚁穿九曲,予盖不止九曲,虽数十百曲有矣。当其已明,则数言可了;当其未明,则百思不得。西人制一器,有经数十年父子相继然后成者。尝见其石印,转变数过,然后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于今古同异,颇有此况。人闻石印,莫不始疑而终信,犹归功于药料。此则并药料无之,将何以取信天下乎。

史公不见《左传》,则天汉以前固无其书。然前汉《儒林传》谓张仓、贾谊传《左传》学,为作训解,《艺文志》无其书,则其说亦误袭古学家言也。

按,《国语》蚤出而《左传》晚兴,张、贾所见,皆为《国语》。因其为左氏所辑,言皆记事,与《虞氏》、《吕氏》同有《春秋》之名。其称《左氏春秋》者,即谓《国语》,不谓《左传》。《左传》既出之后,因其全祖《国语》,遂冒左氏名为《左氏传》。又以其传《春秋》,遂掍《左氏春秋》之名。后人闻传《左氏春秋》,不以为《国语》而以为《左传》,遂谓张、贾皆习《左传》,此其冒名掍实之所由也。使当时有《左传》以传经,又有师说,张、贾贵显,何不求立学官?纵不立学官,何以刘子骏之前,无一人见之?太史公博极群书,只据《国语》。刘子骏“移太常书”只云臧生等与同,不云其书先见。班书又云,歆校书见《左传》而好之。是歆未校书以前,不见《左传》也。观此,则张、贾不习《左传》明矣。

前亦颇疑《左传》为河间人所伪造,有数事可证其为先秦之书者。其书体大思精,鸿篇巨帙,汉人无此才,一也。刘子骏为汉人好古之最,犹不能得其意旨所在,则必非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为,则既成此书,必不忍弃置,且积久乃成书,力不易,亦必有人治其学,传其事。书成以后不授学者,而以全部送之秘府,又无别本,使非刘子骏将与《古文尚书》同亡,至重不忍轻弃,三也。《曲礼》出,在汉初已为传记,则原书必不在文景之后,四也。西汉今学盛,使果西汉人作,必依附二家,不敢如此立异,五也。

以旧说论之,驳《左》者谓成于建始,则不若是之迟;尊《左》者谓出于汉初,则不若是之蚤。能知迟蚤成出之原,则庶乎可与谈《左》学矣。

汉人今、古之说,出于明文者少,出于推例者多。《白虎通》所引《尚书》说之敛后称王,《公羊》说之三年称王,《诗》、《春秋》之五不名、五等皆称公,皆推例之说也。

然明文之说,亦多出于推例。如《公羊》之由经推礼,与《左传》之由经推礼,同一经也。有世卿、无世卿异,讥丧娶、不讥丧娶异,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然有明文之推例,皆先师说。无明文者之推例,皆后师说。后师推例,虽同先师,然附会失解者多于先师,以其学不如先师也。

故予今、古礼制,以《王制》、《周礼》有明文者为正宗,以《三传》推例有明文者为辅佐。至于后师无明文之说,则去取参半。若《易》、《尚书》、《诗》、《论语》、《孝经》诸先儒说,除《礼记》本记诸篇外,则全由据《王制》、《周礼》以推之者。此于今、古学为异派,其中或同或异,或因或革,则又立“流派表”以统之。

始因《白虎通》胪列各经师说,欲将其说列为一表,名曰“五经礼制异同表”,后作“群经今、古礼制异同表”,以为足以包括群籍,遂不作“五经表”。今按,此表不能不作,何以言之?诸经异说,有迥不相同,不关今、古之分者。如今《春秋》天子即位三年乃称王,而《尚书》说则据《顾命》,以为初丧称子,钊敛后称王。据经为说,则无论今、古文《尚书》皆不能立异,与《春秋》三年称王之说不同。《春秋》据逾年称公。以为逾年称王,此据经也。《尚书》据“王麻冕”以为敛后称王,此亦据经也。诸经如此类者实众,不立此表,则此类无所归宿,又必在今、古学中为难矣。

博士言礼,据礼文者半,推经例者半。大约推例者皆当入“五经表”。何以言之?今学《王制》明文与古学不同者少,凡非明文则半多推例而得者,若以入“古、今表”,反是以无为有,此当入“五经表”。见此异同,非三代之不同,非今、古之异制,皆先师缘饰经义,意造之说。又《礼记》中所言异同,有二家异说者,有文义小变者,此二派又足为“今古表”之陈涉、吴广,亦必求所以安顿之。二家说异者,立一表附“古今表”后。至于《曲礼》,本古文家说也,然所言六大、五官、六工之事,又全与《周礼》相反。足见古礼学中原有数派,但不用三公九卿,俱为古学也。大约“今、古表”中,今学只一派,古学流派多,以其书多人杂,不似今学少而专一也。

《异义》采录今、古说,多非明文,后师附会盖居其半。

夫今、古异同,当以《王制》、《周礼》为纲领,《公》、《谷》、《左氏》为辅佐。但据经传,不录晚说。唯议明文,不征影响。今许所录,可据者半,不可据者半。大约今、古分别,两汉皆不能心知其源。至于晚末,其派愈乱,如以今学说圣人皆无父而生,古学说圣人皆有父,岂不可笑?又《公羊》说引《易》“时乘六龙以驭天”,知天子驾六。未逾年,君有子则庙,无子则否。皆误说也,而亦征录。又引《公羊》以郑伯伐许为讥,《左》说郑伯伐许以王事称爵,皆非经意,为馀所驳者也。

大抵许君身当晚近,有志复古而囿于俗说。其作此书,亦如其《说文解字》真赝杂采,纯驳各半,屈于时势,莫可如何。然其采虽杂,今犹与今为一党,古犹与古为一党,不自相攻击。盖其始则同有乡人之义,继则同为博士党同伐异,视古学如仇仇,惟恐其进与为难。故虽自立异,仍不敢援之,以自树敌,故说犹同也。

《异义》所录《左氏》,亦有异同。大约《左氏》亦有数家,故致歧出。如既言“《左氏》说,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孔子作《春秋》者,礼修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又采陈钦说:“麟,西方毛虫。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陈钦,《左氏》先师也)是《左氏》固非止一家,故说不同也。又言《左氏》说:“施于夷狄称天子;施于诸夏称天王;施于京师称王。”载籍不传此义,此盖用《曲礼》说《左传》也。而文事与《曲礼》小异,此则未必异说之不同,盖《左氏》旧用《曲礼》说,后久失传,晚师无知者,而其初传授之义,犹相墨守,久而讹脱,故与《曲礼》殊异。亦如《公羊》言桓公盟词及孔子说,较之《孟子》多有讹脱是也。此《曲礼》为《左氏》说之起文,亦如《孟子》为鲁学《春秋》先师之起文也。

初不得古学原始,疑皆哀、平之际学人所开。不然,何以汉初惟传今学,不习古文?继乃知古学汉初与今学并传,皆有传授。所以微绝,则以文帝所求伏生,武帝所用公孙弘,皆今文先师。党同伐异,古学世无显达,因此不敌。《毛诗》假河间献王之力,犹存授受。至于《左传》、《周礼》,遂以绝焉。西汉今文甚盛,皆以古学为怪,恶闻其说,习之何益,故不再传而绝。观刘子骏争立,诸儒仇之,可知古学之微,非旧无传,盖以非当时所贵尔。

古学微绝,以非时尚,然其书犹阴行于民间。《异义》言叔孙通制礼,有日祭,是为古说。又云叔孙通制礼,以为天子无亲迎,从《左氏》义。陆贾著书议礼,实多用其说,特未立学官耳。此为孤芳,彼有利禄,人孰肯舍此就彼。数传之后,今学至大师数千,古学之绝也,不亦宜乎。

孔子作《春秋》,无即自作传之理,故以口授子夏。《左氏传》则承史文而传之,亦非鲁史自作传也。今、古二家,孔子与鲁史比,子夏与《左氏》比,以为口说则皆口说,以为传记则皆传记,分别言之,皆未窥其原也。(甲申,拟博士答刘子骏书,尚未悟此理,寻当改作也。)今古诸经,汉初皆有传本传授。其中显晦升沈,存亡行绝,亦如人生命运,传不传,有幸不幸。诸说后来或分口说、载籍,或以为有师无师,皆谬也。(《仪礼》,班氏以为孔子时已不全,其说是也。)

汉初古文行于民间,其授受不传。然《尚书》、《史记》所引多古文说,则武帝时,有古《尚书》师也。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则古《诗》有师,古《周礼》说多见于《戴记》□□师说,当时尚多引用。是《周礼》□□亦有传也。暇时当辑为“汉初古文群经先师遗说考”,以明古文之授受,非汉人伪作也。

予读《儒林传》,未尝不叹学人之重利禄也。古、今本同授受,因古文未立学官,不惟当时先师名字、遗说不可考,其有无是学,亦几不能决。岂不可痛惜乎!

《艺文志》有《周礼传》四篇,不知撰者何人。若在武、宣以后,必传名氏,岂秦、汉先师遗说之存者欤?《五行志》引《左传》说,亦不详为何人之作,或疑为刘子骏说。按,刘语当著名氏,此亦秦、汉先师说之偶存者。《戴记》中有二经师说,又当如今文《春秋》之《王制》,为先秦以前之书,为二经祖本矣。

《王制》:天子大夫为监于方伯国。《春秋》之单伯等是也。《左传》不用其说,而《周礼》云:作之牧,立之监。其所云立监者,盖即与《王制》同,是古《周礼》亦有此说。《左传》异之者盖为监,实非当时故事。《周礼》新撰,偶同《王制》耳。

古说有与今说相反。今说大明,遂足以夺古学之说。纵有明据解者,皆依违不敢主张,显与今学为敌。如《左传》之元年取元妃,卒哭行祭是也。

今学讥丧娶、丧中祭,此变古礼也。《左传》礼,元年娶元妃。文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传》云:“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齐逆女”,《传》无讥文,此《左传》即位娶元妃之证也。

《传》云:“娶元妃以奉粢盛”,明婚为祭,此丧祭之明证也。外如杜氏所引:襄十五年,晋悼公卒;十六年,晋烝于曲沃。郑公孙儒云:“溴梁之明年,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膰焉。”皆足为证。又僖三十三年,《传》云:“葬僖公复,作主,非礼也。凡君葬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时祀于主,烝常亦禘于庙。”按,古礼重祔,今学不言祔;今学言祀主于寝,古学言祀主于庙。二者各异不相通。古学作主以后,即祔于庙中。凡小祀日祭,则但祀新主祔者,唯烝、尝、禘大祀,乃于庙行事,非不祭也。其讥吉禘庄公者,谓于祔主行禘祭,故讥之,非谓馀庙皆不祭也。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全从禘于庄公出来。后世学者以今混古,各相蒙乱,左右支吾,皆不能通矣。

古学亦用三年不祭之说,特谓新主耳。今学亦有丧不废祭之事,谓郊天耳。二家各有所据,其分析处甚微。《周礼》亦主丧祭,其说特为注家所掩耳。如丧中用乐,《周礼》有之,后人皆不敢主其说,亦是也。

鲁共王坏宅所得书,各家数目不同。《史记》不详其事。刘子骏以为有《左传》。《汉书·河间献王传》言:求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鲁恭王传》言:得古文经传,无书名。《艺文志》云: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按,以《汉书》证之,恐有《左传》,是刘子骏依附之说。传古学者燕赵人,多不行于鲁,当由今学与之为难,故托言其书出于鲁,以见鲁旧传其学之意,非实事也。

今古学人好言今、古学得失,争辨申难,无所折中。窃以为虽汉已如此,然皆非也。今学如陆道,古学如水路,各有利害,实皆因地制宜,自然之致,自有陆水,便不能偏废舟车。今驾车者诋舟船之弊,行舟者鄙车马之劳,于人则掩善而著恶,于己则盖短而暴长。自旁观言之,则莫非门户之见,徒为纷更而已。

学礼烦难,今、古不足以统之,故表中多立门目。然其中有文字异同一例,本为一家,传习既久,文字小异,此当求同不可求异者也。

如《王制》与《孟子》,《祭法》与《国语》,宜无不合矣。其中乃有小异处,后人遂张皇山不为《孟子》与《王制》、《祭法》与《国语》有合,此则大非也。何以言之?《孟子》言葵邱盟词,当即《穀梁》所言,乃《孟子》详而《穀梁》略(《公羊》不在葵邱,所引则又略矣)。《孟子》引孔子“其事则齐桓晋文”一节,当即《公羊》“纳北燕伯于阳”传所引,乃《公羊》与《孟子》互异。又《公羊》定元年引沈子,即《穀梁》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同引一师,同说一事,而文句不同。

又如《左》、《国》、《礼记》、诸子之记申生事,本一事也,而所记各异。《孔子集语》集孔子之言,同一说也,而文义详略,乃至大相反。

此皆当求其同,而不当求其异。然此以知其源为难。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异,则未有不为害者矣,郑君是也。

汉初叔孙通制礼,多用古说。原庙之制,此古礼也。《周礼》祀文王于明堂,而方岳之下亦立明堂,如齐之明堂是也。《左传》有先君之庙曰都,无先君之庙曰邑,此亦原庙明堂之制。惟今学乃不言明堂,立太庙,不立原庙也。(古学,天子宗庙中无太庙,惟别立明堂,诸侯不立明堂,曰太庙。今学,则天子诸侯同曰太庙也。)今学家间有说古礼者,旧颇难于统属,今立一法以明之,以为讲今学者时说古学,如《孟子》、《荀子》皆言明堂是也。此如《春秋》曲存时制之例。

古学,禘为祀天地,郊为祈谷,禘重于郊。禘者,示帝也,故谓鲁禘非礼,《穀梁》不言禘非礼。古学无祫祭。《公羊》说禘用古学,说祫用今学。今学不以禘为大祭,古学每年一禘,亦无三年一祭,五年再祭之说。

讲禘祫,须先知庙制。今先作“今、古学庙制图”,便知古无祫祭,今无配天禘祫之说。本数言可了,先儒含混言之,遂致纠葛耳。《左传》不立四时祭之名,《周礼》则有之。《左传》雩为祈谷,与《周礼》同,又有求雨之雩。今礼则雩专为求雨,无祈谷说。《左传》移动今学时祭,以郊、雩烝、尝当之。四者皆为农事,所谓春祈秋赛,不专在宗庙行事者也。此《周礼》、《左传》所以不同。

欲分今、古礼,须先将其名目考清。某礼于古为某事,于今为某事;某礼为今、古学所有,某礼为今、古学所无;某礼无其事而有名,某礼有其实而异其号;须先考正名实,然后求细目。不先知此,则礼制不能分也。

古礼门目多,今礼仪节少。今礼如建国、爵禄、立官、选举外,其改动古学者,可以计数。至于一切仪节名物,多从古说。故凡所不改者,皆今古同者也。今为一表,以收今古不同者。以外有古无今者,则均附此篇之后。所录虽属古文,实则今礼亦如此也。

《月令》说:脾为木,肺为火,心为土,肝为金,肾为水。此古文说也。博士说: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今医家皆祖博士,而古文无知之者。以高下相生为序,脾居中,主生为木,次肺火,次心土,次肝金,次肾,肾生脾,又始焉,甚有理。然予说藏府,不以配五行。脾胃为中,肺心在上,肝胆在下。脾与胃对,肺与肝对,心与胆对。脾胃主消纳,肺受而为气,肝受而为血,心为气精,胆为血精。肺肝主形质,心胆主精华。气血已盛,然后肾生;气血将衰,则肾先死。肾如树木花实之性,乃五藏之精华,以为生发之机者,古书当有此说。

《周礼》封建之制,与《王制》相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以齐鲁皆百里,初以为今学门面语也,然下云今鲁方百里者五,以为大,似确是当时实事。继乃悟周初封国,实不如《王制》之小。诸侯封大易为乱,故《王制》改为百里。鲁旧本大,《诗》有七百里之说是也。至《孟子》时,多所侵削,所谓“鲁之削也滋甚”,非鲁多灭小国,乃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礼本非百里,《孟子》以《王制》为周礼,皆因主其说久,周礼不可闻,故即以是为周礼。董子亦以《王制》为周礼。封建之制变为郡县,郡之大者,方广得四、五百里,汉初封国大者,亦四、五百里,此所本也。《王制》则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说也。

总之,《周礼》之书与《王制》同意,均非周本制,特《周礼》摭拾时事处多,《王制》则于时制多所改变尔。

今学有大庙,古学无大庙。《明堂位》记因《春秋》有大庙,缘经为说,故曰:“大庙,天子明堂。”以明堂、大庙分为天子、诸侯制,顺《春秋》大庙之文也。今学禘在大庙,古学禘不在大庙(郑曰行于圜丘)。《春秋》有禘于大庙,当缘经为说,故《左传》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言天子禘于圜丘,诸侯则禘于大庙,以顺《春秋》禘于大庙之文也。此《左氏》缘经立说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异义》说也。然既有许义,而更别有异同者。则予以礼制为主,许以书人为据。许以后出古文为古,先出博士为今,不知《戴记》今古并存,以其先出有博士,遂目为今学,此大误也。其中篇帙,古说数倍于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

《异义》明堂制,今《戴礼》说明堂篇曰云云,又引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云云。按,今学不言明堂,言明堂皆古学,刘子骏所说是也。《戴记》四说皆古学之流派,非今学也。且其四说,有一说以明堂为文王之庙,即许君所引古《周礼》、《孝经》说也。安见其说在《周礼》便为古,在《戴记》便为今?大小《戴记》凡合于《周礼》、《左传》、《毛诗》者,尽为古学,合于《王制》者,尽为今学。一书兼存二家。此不以实义为主,乃以所传之先后为主。使当时《周礼》早出得立博士,或《戴记》晚出不得立,不又将以《周礼》为今,《戴记》为古乎?

盖汉人今、古纷争,积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学之士嫉之如仇。凡未立者引为一党,已立者别为一党,但问已立未立,不问所说云何。东汉之末,此风犹存。故许右古左今,著为《异义》,以《戴记》先立,尚挟忿排斥以为异端。今则无所疑嫌,平心而睹,源流悉见。康成和解两家,意亦如此。然康成合混,予主分别。合混难而拙,分别易而巧。然既合混之后,又历数千年之久,则其分之也,乃转难于康成昔日之合之矣。

《异义》引《左氏》说曰: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高、曾,时享及二祧,岁祫于坛𫮃,终禘及郊宗石室。按,此说《左传》者之言也,其言本于《国语》、《祭法》而不尽合。《祭法》言亲庙有五,其庙制以考为总汇,当是日祭考、月祀四亲庙,故下有下祭五殇之文。以上祭五代,故下亦得同。今说日祭祖、考,月祀高、曾,此则改五代以为四代也。

至于以岁祫终禘为说,则更非《左》意矣。《国语》虽有岁终之文,岁犹可言,终当不能定为常典。其谓王终耶,抑谓外蕃之终耶?此恐当从外蕃说,事无定,不能言时日也。至于岁一行祫,亦与抃尝禘于庙不合。大约此言亦误解纬说,妄附祫禘,而不知《左传》本义不如此也。

《礼记·冠义》、《婚义》、《乡饮酒》、《射义》与《仪礼》记异篇。旧以为异师重篇,今乃知此《王制》今学六礼记也。以《婚义》言之,内官百二十人,与外官同,此今说。又《仪礼》为士礼,此独详王后事,可知此《王制》说。又《射义》:“天子射以选诸侯、卿、大夫、士”、“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试之于射宫,射中多者得与于义云云,及庆让馀地、削地之说,全与《穀梁》、《大传》、《繁露》等书同,此亦今学也。古学则不贡士,皆世官。亦不以射为选举,此可知也。又《婚义》云:“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王制》则云:“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按,《王制》之相见,即《婚义》之朝聘也,于士为相见,于天子为朝聘。《王制》之乡,即《婚义》之乡射也。

予学礼,初欲从《戴记》始,然后反归于《周礼》、《仪礼》。纵观博考,乃知其书浩博无涯涘,不能由支流以朔原。故以《王制》主今学,《周礼》、《仪礼》主古学。先立二帜,然后招集流亡,各归部属。其有不归二派者,别量隙地处之,为立杂派。再有歧途,则为各经专说。《易》、《诗》、《论语》,言多寄托,大约可以今、古统之。至《尚书》、《左传》、《公羊》、《孝经》,则每经各为一书,专属一人理之。《尚书》为史派,有沿革不同,以统《国语》及三代异制等说。庶几有所统驭,不劳而理也。

《王制》似有佚文在别篇,疑《文王世子》其一也。今观《千乘篇》,其说四辅全与《王制》文同,此孔子晚年告哀公用《春秋》说也。予初以《王制》后篇分为三公,今此篇乃以四官分主四时,今用其说主四官,特司寇不入三公数耳。又《王制》言大司徒以教士车甲,《千乘》作司马是也。上下文同,司马主兵,知司马义长。不然,《王制》说司马主兵者不见矣。今取为注,则官职之事详矣。得此辅证,又一字千金也。

孔子《三朝记》皆晚年之说,故多同《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等篇是也。故《虞戴德》多与《穀梁》合。如天子朝日,“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士行,使仁守。”及射礼庆让诸节,此其文义皆同《穀梁传》。文与今学合者,旧多失引,一俟《王制义证》成,再为补改也。

《千乘篇》者,《王制》说也。《王制》言三公,而《千乘》多司寇,分主四时。《王制》言司寇事甚详,既不得谓《千乘》与《王制》不合,又不得谓司寇非秋官,疑当依《千乘》作四官。司寇既掌四时,其不与三公敌体者,乃任德不任刑之意。故其所掌与三公同,而退班在三公后。《王制》:司寇献狱之成于三公,而三公听之,然后献于王。此司寇受制三公之证也。盖乐正,司徒之副;司寇,司马之附;市,司空之副。三者为九卿之首,然乐正犹为上公佐,司寇乃为中公佐。一主教,一主刑。刑不先教,虽司寇不敌乐正之尊,此孔子任德不任刑之意也。董子之说,盖原本于是矣。

人见庐山图,皆知其只一面,而全山不见也。然习见此图,目中虽以为一面,而心中遂以为足以尽庐山。故见其左右及后面之图,则骇然,以为别山而非庐,此人情也。

人日读《王制》,以为此正面也。及观《孟》、《荀》、《大传》、《繁露》、《外传》、纬候制度,则以为别山而非庐,此又人情也。故凡《孟》、《荀》、《书》、《诗》、《春秋》师说、纬候之文,多各异端,不能得其纲领,不以为异说,则以为伪撰,不以为传闻,则以为讹捝,而孰知其即庐山之别面也哉!

予故类集而推考之,诸书各说一面,合之乃全,或左或右,或前或后,于是向之匾而不圆者,今乃有楞象,其中曲折亦俱全备。譬之人身,《王制》其面目四体而已,诸书乃其藏府肠胃、经络脉理。今但言面目四体,则是木偶。必须得其藏府清和,经络通畅,乃知行步饮食,出谋发言。苟不及诸书,则是木偶《王制》而已。

《王制》一篇,以后来书志推之,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命官、兴学,则选举志也;其言巡狩、吉凶、军宾,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马所掌,则兵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领,皆已具此,宜其为一王大法欤!

古学六卿,今六部之所仿也。今学则只三公。司徒主教,礼部是也。司空主养,户部是也。其馀吏、兵、刑、工四部,今学皆以司马一官统之。可见其专力于养教之事。古学分一司马为四官,今反重吏、兵、刑为繁缺,毋怪教养之政,膜不相关也。

《王制义证》中当有图表,如九州图,建国九十三图,二百一十国图,制爵表,制禄表。务使此书隐微曲折,无不备见,又皆可推行。虽耗岁月,所不辞也。

或疑古学出于燕、赵为无据,曰:荀子赵人,《韩诗》燕人,皆为今学,岂能必燕、赵为古?叔孙通、贾子亦非燕、赵人,此可疑者也。然古学,秦前无考,汉初不成家,先师姓名俱不传,又何能定其地?西汉古学,惟《毛诗》早出成家,今据以立说者,特以《毛诗》为主。毛公赵人,又为河间博士,且鲁无古说,齐则有兼采。以此推之,必在齐北,此可以义起者也。今、古之分,亦非拘墟所能尽,以乡土立义,取人易明耳。至于实考其源,则书缺有间,除《毛诗》以外,未能实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