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一一○年总统二二八事件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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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二二八事件谈话

中华民国一一○年总统二二八事件谈话 中华民国110年（2021年）2月28日于高雄市 发布机关：中华民国总统　蔡英文 发布于总统府新闻：总统出席“二二八事件74周年中枢纪念仪式”

111年二二八事件谈话

我们现在站在高雄历史博物馆前面，我们如果认真看，看到大门旁有几处补丁，这是74年前，高雄二二八的历史现场，这些补丁是为了掩饰当年的弹痕。

1947年3月6日，在二二八后的不安气氛中，高雄要塞司令部扣押了前往沟通的社会贤达，军队也随即进入市区。

市政府、火车站、高雄中学，都是军队的目标，市民牺牲惨重。我们王文宏理事长，他的父亲就在这个事件中遇害。在座也有当时进行沟通的高雄耆老的后代、家属。

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像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彭明敏前辈，他的父亲彭清靠先生，就是当年的议长，也是被扣押的沟通代表之一，在被放出来后，心情粉碎，他再也不理会公共事务。

二二八事件之后，以及后来数十年的威权统治，不但让台湾失去一整个世代的菁英，也让大多数的台湾人，像彭清靠先生那样不再说话了。

已经离开的人无法说话，还在的人，变成不敢说话。不仅“二二八”三个字是社会的禁忌，所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

不过，在威权之下，台湾人民没有放弃，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民，都是为了我们的民主自由继续打拼、奋斗。

在高雄发生的“桥头事件”、“美丽岛事件”，都是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关键。

现在，我们谈起二二八，经常提起我们要记取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其实，在今天的民主台湾，军事镇压、或是国家暴力无端的逮捕和杀害，都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

但是，我们应该要理解，二二八事件，不只是1947年春天发生的单一事件，后来的清乡、白色恐怖和威权阴影，是生活在台湾的每个族群、每个地方的人们最伤痛的回忆。

今天我们聚集在高雄，纪念受难者、抚慰遗族，也要互相提醒三件事情：

第一，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

这几天，很多人注意到，在二二八以及后来的威权时期，军法官判死刑的纪录，还有政府高层违反权力分立，介入政治案件判决的纪录，都已经被公开了。

这是促转会所推动的“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的内容。我们希望深入了解，威权统治下“压迫体制”，到底是怎么样侵犯人权。这样才能提醒大家，只有民主制度，才可能出现一个自我节制、勇于反省的政府。

第二，我们必须充分保障人权和人性的尊严。

去年，符合联合国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这个独立机关不只要撰写报告，也要持续检验各项人权保障的规定，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同时，还会协助各个政府机关，让公务人员有更多的人权意识。

国际上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有可能倒退、威权也可能复苏，要避免悲剧重演，就要把人权意识，内化成政府体制的DNA，这也是我们推动转型正义的重要目标。

第三，我们必须坚守“民主自由不能交换”的价值信念。

民主制度发展的过程，需要经过辛苦的调适，也可能“进两步，退一步”。或许有些人会觉得社会太纷扰了，怀念起威权统治下的秩序。

但我们始终要记得，恳切地倾听民意和人民对话，让多元的声音自由地呈现，让创意可以自然地发挥。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才是台湾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这是最基本的价值，不能被交易，也不能被交换。

二二八距离现在，已经74年。每一年举办中枢纪念仪式，不仅代表国家的反省，也代表台湾人民不会忘记威权曾经带给我们的苦痛，更会珍惜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

刚才陈其迈市长有提到高雄中学，在高雄，雄中的老师和学生，都要记得校园里，红楼墙上弹孔的由来。来参观历史博物馆的人们，也应该要知道门口的补丁是怎么一回事。

当年牺牲的英灵，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们安息在故乡山河的怀里，活在同胞的心内。今天生活在台湾的我们，以及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民，我们要团结、要努力，继续定义出我们自己的历史，让自由民主的花朵，持续开遍美丽岛。谢谢大家。

中华民国《著作权法》：

第九条（著作权标的之限制）

　　下列各款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

　　一、宪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二、中央或地方机关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译物或编辑物。

　　三、标语及通用之符号、名词、公式、数表、表格、簿册或时历。

　　四、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

　　五、依法令举行之各类考试试题及其备用试题。

　　前项第一款所称公文，包括公务员于职务上草拟之文告、讲稿、新闻稿及其他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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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来自上列各款，在中华民国，属于公有领域。详情请参见章忠信著作权笔记著作权法第九条释义。另外请注意司法院释字第5号解释：“行宪后各政党办理党务人员，不能认为刑法上所称之公务员。”所以自从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施行以来，各政党党务作品，不能认为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