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等致本党全体同志电
| 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护党救国之通电 又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等致本党全体同志电 邓泽如、黄绍雄、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 中华民国16年（1927年）4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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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主席并转全体同志鉴：
本党半载以来，革命工作之发展，一日千里，长江既全部肃清，帝国主义所盘据的最大营垒之上海，亦告克复，凡此基本之发展，足证民众热望本党之殷切，与本党同志此后工作之艰钜。不幸当此时期，表面成功之迅速与内部重心之崩弛，适成正比，党员工作感指导之无力，内外要政受无形之停滞，党的整个意思，无由显明表达，党的机关权力，莫能适当行使，内之百万党员准备奋斗，而不知听命之何从；外之受治于党之民众对本党之中心失寄，渐次增加其惶惑。推原其故，不能不谓武汉联席会议以来种种措施，为造成此局面之主因。本会为中央监察机关，当此重要时机，为顾全革命利益与巩固党基起见，未便放弃遒铎之职责，爰集会议，详加讨论，佥认以为武汉最近之动作，实有极危险之倾向。兹特酌举其错误之点，俾知事实所在，不容诬妄。
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系由到汉委员自由召集。据徐谦报告，系为“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其为临时机关可知。彼时中央党部近在南昌，理应提交追认；乃不唯不经此项手续，且于中央已有令改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且令停止职权之后，仍复继续开会。以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而置中央之机关命令于不顾，将何以昭示中央威信于全党？联席会议既无适法根据，其由此产生之一切决议案之有无效力，更不问可知。此其不合者一也。
于中央已有明令停止联会开会之后，复开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上述，其仍为毫无根据之自由召集可知。查主席及常务委员为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产生，躬负重托，非至合法召集之第三次会议以后，不能解除职责。今武汉之第三次会议既未经常务委员会之提议及同意，即常务委员之列席者，亦仅寥寥数人，而竟毅然不顾，宣布开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代表大会未开时之最高权力机关，又适当本党北伐军苏皖战争最吃紧之时候，竟以若干委员之自由意志，出以如此草率浪漫之态度而开会。此其不合者二也。
至于开会以后之行动，凡足以破坏革命利益，惹起党务纠纷者，尤为更仆难数，条而举之，有如下列：
开会后劈头第一事，即为“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案”。夫本党为革命之政党，指导机关有无效率，以革命势力能否在此指导机关下发展为断。第二次全体会议产生之常务委员会，成于北伐出师以前，在此机关指导之下，北伐军事以最困窘之给养，任最艰钜之工作，于极短之岁月，克极顽强之二大军阀，苟非指导得宜，得民众之信仰，与武装同志之奋勇效命，何以臻此？若非反对本党革命势力之发展，别有肺肠，何至于前方最吃紧之时，破坏卓著功绩之指导机关。此可痛心者一也。
当该会议开会武汉之时，正中东两军武装同志在苏皖肉搏疆场之日，政府即不悯念其忧劳，亦何忍加以妨害。枪械子弹，为北伐之命脉，乃武汉联席会议三电粤兵工厂，令其停工，拆移机器于汉阳。此其垄断军械、阻碍北伐之阴谋，已显然毕露。乃犹不止此，当国民革命军力攻苏浙时，连电请济子弹，汉方均置若罔闻，是实欲置国民革命军于死地，乃快厥心。此可痛心者二也。
国民革命军受命北伐，义不容得一隅以自封，故自克鄂赣以后，即分道并进，规复东南。而该会议中乃发军事进行过急之辞，以为诋諆；甚至原定调赴东南之兵，亦为该会议所遮阻，逗留上游。及淞沪底定，汉口党报竟皇然诬国民革命军为匪军。该会岂无耳目，何竟绝不纠正？其掣肘于事前，诬毁于事后，用心积虑，昭然若揭。此可痛心者三也。
国民革命军之有政治部，原以统一党的训练，使整个的军队成总理之信徒，为三民主义而作战。自为少数捣乱分子把持以后，纯粹之三民主义者被排斥无馀，甚至周纳罪名，拘幽满狱，是实欲中国国民党之党员绝迹于国民革命军中，而高呼提高党权者，至此又不发一言。此可痛心者四也。
农工政策本为总理所贻留，指导农工、组织农工，为国民党党员之天职。乃自共产党分子加入以后，对国民党员之为农工运动者，尽量排斥，偶有组织，动遭摧残。中央对此，不闻有纠正之事；而对于农会、工会之幼稚行为，则又视为骄子，绝无指导制裁之权能。此可痛心者五也。
广东省市党部及江西省党部之组织，并无不合法之点，而两省党部之选举办法系经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通过，此次列席武汉会议之各同志中，有多人皆曾亲自列席于该会议，一切经过，均所亲见亲闻。今忽谓违背总章，勒令改选；不知究系违背总章之何章何节？各级党部均为指导本党同志革命工作之机关，今以在合法情形下产出之两个重要省分之党部，在本党革命势力发展之环境下，而横被取消，是本党各级党部在军阀势力下犹能冒死奋斗而存在，而在本党党内转成毫无保障之机关，一切党部均将寒心，下级属部莫知秉承，妨碍党务之进展，实开重大之恶例。此可痛心者六也。
特别党部原为应付特别情形，以求革命势力能迅速发展之组织，且已定有条例。武汉会议不从修改条例入手，竟决定除军队及产业工人外，一律取消；且限制特别党部不得有同样选举第三次代表大会之代表之权。是不仅破坏本党之组织，亦启不平等的歧视之端，而妨党务之进行。此可痛心者七也。
欲革命工作之完成，必须令各个党员于负责努力中有所保障，今乃毫无正当理由，仅凭若干私人之爱憎，即可横加处分，如因赣案而开除为党努力同志之党籍，令热心者不敢负责，忠梗者人人自危，是为党员无保障。又如因一执行委员（彭泽民）之提议，不具确实证据，不经审查手续，立谈之际而可停止中央执行委员（萧佛成）之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为代表大会所选出，如此摧残，于法何据？是中央执行委员亦无保障。又在该会议开会之武汉，凡为地面权力者所不慊之人，虽为党中任重要职务之同志，亦不免于任意被捕，任意拘留，该会议及政府丝毫不加以制止；是则自命为中央所在地之武汉，一般的人权亦毫无保障，残忍惨剧，演成恐怖。此可痛心者八也。
党报为宣传本党革命主义之机枢，亦即党治下一般民众视听之寄托，乃汉口民国日报一月以来之所揭载，大书深刻，莫非摇动革命基础，隳坏本党中心人物信仰之纪录。如湖南省党部之通电中，有蒋同志密令李宗仁同志监视中央执行委员等毫无根据之谰言，影向所及，不独毁坏革命军人之令誉，且置中央执行委员之神圣名词于何等地位。又如吴玉章同志以负责之委员，主席湖北省党部，而发表极端恶意之演说，甚至有“军费占一千三百万……，但是我们武装同志还是饥寒交迫……，究不知他如何支配”等语。此等意存中伤之笼统诬蔑，虽敌人之反宣传，亦何以加兹？而竟公然宣传于会场，复大登特登于党报，若非蒋同志深得军队信仰，试问此等言论散布军中，将令前方发生如何影响！吴同志既不知检点如此，而中央宣传部对于党报竟任令登载，而不加管理，有意痴聋乎？溺弃职守乎？此可痛心者九也。
武汉会议既无适法根据，其由此产出之中央机关近来所发表之命令，尤多不顾党国利益，如江西省政府成立未久，正在努力办公，以赣省贫瘠之区，遭去岁兵燹之惨，休养劳来，方资擘画，而武汉竟下解散之令，驯至忠实同志不敢负责，千万人民惶惑无主；当此全功未竟之时，唯省政府为最能负实际责任，以普乐利于人民。赣省如此，何能望各省政府安心负责？基础政治，颠覆是虞，人民徯苏之望，何由实现？此可痛心者十也。
又本党为负责建国之唯一革命的政党，亦为领导国内一切革命之势力统一指挥之党，其旨趣已见于历届之决议案及宣言。所谓以党治国之精神，即为本党对世界、对中国民族毅然负起一切责任之表示。今观于武汉会议中所决定采用之统一革命势力案，竟有共同担负政治责任问题之一条，内称应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此种谬误之决议，大有背于本党治国之精神，极端毁灭本党组织之根本旨趣，减少群众对于本党之坚固信仰。乃于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竟以若干中央委员非合法的会议中为此重大之决定，亡党之责，谁当负之？总理所辛苦建设之本党，不谓一部分之执行委员竟轻轻断送之而稍惜。此其尤可痛心者十一也。
如上所言，皆为武汉会议中所加于本党之根本创伤，致使革命势力发皇张大之本党，有遍体创痍之观。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爰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披沥奉陈，敬候明教！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黄绍雄、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
青
本作品来自中华民国14年（1925年）7月至民国37年（1948年）5月19日发行的《国民政府公报》。依据中华民国《著作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条、澳门《第43/99/M号法令》第六条、美国版权署实施概要（第二概要）第206.01节等著作权法律法规，均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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