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役部雜錄

《詩經邶風》：「擊鼓章，土國城漕。」〈注〉役土功於國。

《老子道德經》：「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詩小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聞見前錄》：「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崇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荊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壹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荊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荊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雖舊典亦有弊。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荊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劍，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溫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故利害未盡。議者謂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則可行。雇役之法，凡家業至三百千者聽充，又許假借府史胥徒，雇之無害。衙前非雇上戶、有物力行止之人，則主官物，護綱運，有侵盜之患矣。唯當革去管公庫、公廚等事，雖不以坊場、河渡酬其勞可也。雇役則皆無賴少年，應募不自愛惜，其弊不可勝言。故曰「差、雇二法，並作並用，則可行也。」荊公新法，農田水利，當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馬等相繼亦罷，獨青苗散斂，至建炎中，國亂始罷。嗚呼！荊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溫公以行新法，不作樞密副使，神宗退溫公而用荊公，二公自此絕。

《夢溪筆談》：「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或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糶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為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卻掃編》：國朝財賦之入，兩稅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條目甚繁。當官者既不能悉其詳，吏因得肆為姦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請凡財賦窠名，宜隨類併合，使當官者易於省察，可以絕吏姦，論者皆以其言為然。時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獨以為不可，曰：「今隨類併合，誠為簡便，然既沒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則病民益甚矣。」於是眾莫能奪。

《朱子大全集》夏稅牌由，「契勘人戶遞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是無憑照應合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有人戶在約束前已納之數，當來亦無照憑，兼下戶不成端疋之數，依已降指揮，每尺納錢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戶置立牌由，分明開說某圖某都人戶合納夏稅、折帛、和買紬絹」各若干，給付人戶收執，須管於省限內盡數具鈔，同牌由赴場，照數送納。如不齎，牌由同鈔前來，定不交受。其有人戶在今來約束以前，赴所屬送納者，亦仰給付《牌由》數內若有少欠，仰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