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為 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祕府，不立於學官，其書 雖存如亡。夫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為圓必以規， 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書備焉。武帝 之志，欲馳騖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為 樸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 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者，何 休也；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 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為戰國之陰謀，休 謬矣。而康成以為致太平之跡，其說亦未然也。治法 至太平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於法之詳也。 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於朝而之東都，及《鴟鴞》之 詩作，《金縢》之書啟，然後成王逆公以歸。既歸之後，伐 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 公則歸政於成王矣。當歸政之時，成王蒞政之初，淮 夷猶未定也，而況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 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即位，巡侯 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以戒飭 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於此時。吾是以知 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 為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禹相 受以「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 舜則析為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 和合為一官。」聖人察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 變古，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讀《周禮》者，至今 不能無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為 九也，三等之國不可析之以為五也，井田之制，積同 為成，積丘為縣都，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 則曰《周禮》非周公之全書，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 漢儒之言《周禮》，誠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 考之於經，見其可疑，舉而歸罪於漢儒，豈得為至論 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東西 相距而為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 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 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 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 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為九服，考之不詳之故也。周 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 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洛陽在今之河 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 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於 《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故也。 井田之法，凡九夫為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 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 一井積之，方十里為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為同， 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為 邑，為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所以定公卿之采 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 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為井田異制，又為之說曰：「一 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為 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汨《經》之文，而遂與先王井田之 制不應，內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若三等之 國，分為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 之也。唐虞之世，天下號為萬國，然強則肆，弱則屈，敵 則爭，於是迭相兼并。至周之初，宇內不過千八百國， 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墟十七八矣。周公於是欲分而 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以其 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 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 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 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後世，隨時而 變者矣。定鼎郟鄏，謂之建國，以為民極。然成、康未嘗 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 三等之國，分為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 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為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 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 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徙封數大國，則 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為徙，此 又考之不詳之過也。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經》 意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 於南至，服裘為宜；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 裘可乎？王搢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 大圭其長三尺，抒上終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 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 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 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 行車後，乃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 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 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正卿，而宦寺宮妾悉 為之屬，不以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