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部雜錄五[编辑]

圖書編學《春秋》，敘名分，在天地間，正則世治，紊則世亂。《春秋》成而亂賊懼，義在正名分也。傳《春秋》者，乃以亂天下名分加諸仲尼，而咸莫之覺，於心忍乎哉！若曰：「仲尼欲行夏時，故以夏時冠周月。」又曰：「仲尼以天自處，故黜天王，貶斥當時諸侯卿大夫，以其權與魯。」是為亂賊之尤矣。且魯史未經聖筆已前，其篇章不知幾何，仲尼於每歲特筆其有關名分者數條云耳，餘則削之，使其辭相屬，事相比，一展卷而大義了然。非故簡奧辭旨，俾人莫之測識，然後知所懼也。諸家或覈其事，或精其義，或定為正例、變例以表章之，未必無小補。特於「從周不倍」之仲尼，使之冒「大不諱」之名，於心有不安也。故敢冒罪竊義以暴白之云。〈此下俱圖書編大抵皆集先儒之論而不著其姓名故悉附雜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至出自大夫，出自陪臣」，無道極矣。孔子修《春秋》，誅亂賊，正君臣之名分，嚴華夷之大防，思以有道易無道也。然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當時陪臣、大夫以及諸侯，豈徒將焉已哉？書「弒」者三十六人，特亂賊之尤者耳。《春秋》謹微防漸，戮已往，懼將來，其大書、特書，誅事誅意，一以天王之法律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竊取之。」義蓋指此也。觀其首書「元年」，魯隱之元也，即書春、書王、書正月，凡《春秋》所紀載，一皆天王之所統，一皆正朔之所頒。正月乃天王之朔，而元年獨非天王之元，魯隱之賢，可少逭乎？蓋將揭禮樂征伐之權以歸之天子，而諸侯大夫陪臣，其功罪皆據事實書，褒貶是非，昭然如日星矣。是故禮樂掌於《大宗伯》，凡朝聘會盟，皆天子之所以敷文命也。以諸侯而私相朝聘，要結會盟，雖其中不無救災恤鄰之舉，而要之不可以語天子昭德之公。征伐掌於《大司馬》，凡侵伐誅殺，皆天子之所以揚武烈也。以諸侯而擅侵與國，專殺大夫，雖其中不無誅叛討貳之舉，而要之不可以語天子。宣威之實，連率方伯，得賜弓矢斧鉞，以討不庭，乃天子之所以樹屏翰也。以五霸而摟諸侯，伐諸侯，雖其中不無仗義尊王之舉，而要之不可以語天子。獨斷之乾剛，何也？五霸莫如齊桓、晉文，其盟於召陵，會王世子於首止，戰於城濮，盟於踐土，天王狩於河陽。斯時也，臣不得以陵君，夷不得以亂華，使天下知有天王之當尊，功亦偉矣。然功之首也。禮樂征伐，實非天子所自出，而久假不歸，誰為之哉？謂其為罪之魁也，誰曰不宜？故《春秋》直書其事，而功過自不相掩，聖人無容心也。所以使人心悚然畏懼，不敢階亂賊之禍者，實於茲乎寓矣。奈何桓、文之霸業微，而楚人滅江、滅六、滅蕭、滅舒、蓼，入陳、圍鄭，宋人及楚人平，而夷狄且得以主中國之盟會焉。由是會吳於鍾離，至會於黃池，夷之憑陵中夏也極矣，且不特夷狄之亡君也，魯三桓，晉六卿，齊、陳、鮑各已專擅國柄，自大夫專兵，戰於大棘，至「會於尚」、「會於戚」、會於溴梁，而直書「大夫盟」，又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則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也。公孫於齊次於陽州，公在乾侯，而大夫之僭亂，可勝言哉！是以其失彌遠，其反彌難。既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既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又書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而陪臣執國命，雖大夫亦末如之何也？噫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魯固無道，而列國皆魯也。聖人修《春秋》，誅亂賊，思以有道易無道也，豈得已哉！或者乃疑《春秋》果有貶而無褒矣。是不知君臣華夷之間，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之俱亡也。所以功過並錄，而彼善於此，褒貶自見。即如初獻六羽，始作兩觀，初也始也，其文同也，一褒一貶，而義自殊矣。或者又以經必待傳而後明焉，是又不知聖人自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非隱語也。即如牛傷不郊，其僭郊可知矣；大蒐比蒲，其僭《大蒐》可知矣；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其改田賦可知矣。況前書「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後書「公伐邾」，前書「及宋盟於宿」，後書「公敗宋師於管」，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後書「晉人執虞公」，如此之類，皆可互觀。苟必於《傳》之詳焉，如許世子雖弒其君，而藥之嘗與未嘗，未可知也，是聖人竊取之義，不足信也已。雖然，誰毀誰譽，直道而行，知我罪我，我何與也？此聖人之心也，安得獨抱遺經、究始終者與之共學《春秋》之大義；與之共學，聖人直道而行之心哉！〈春秋統論〉

甚哉，說《經》之難也。非說之難，能明聖人之意則難矣；非明聖人之意之難也，能不牽於先儒之說則難矣。彼以為聖人之意有以異於人乎哉？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雖堯、舜與塗人同。而儒者之談經，則曰：「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自游、夏所不能贊一詞者也。於是乎平也而詭求之，易也而艱尋之，其尊聖人彌甚，其說彌長，而作者之志益以漓矣。嗟夫！「獨抱遺經」之歎，豈非千古之所同哉！今以《春秋疑義》言之，夫說《春秋》者，類古所稱大儒也，愚何敢以末議于之。雖然，六經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非一人一世之私論也。敢效其一得而試擇焉。夫自秦人滅學，六經缺如。漢律既除，孔壁始出，諸儒掇拾煨燼，各名其「家，源遠而流益分，其間悖理亂真者固不少矣。然《易》《詩》《書》之屬，皆以理勝理，悖矣，吾以理絀之，其誣可立而辨也。《春秋》以詞勝事，往矣，吾從千載之下臆度之，孰徵之而孰信之乎？是故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也。自漢而下，說《春秋》者亡慮數百家，而獨《公羊》《穀梁》《左氏》最著。胡氏最晚出，亦最著。至我昭代，胡氏得顓立於學官，而諸家之說幾盡廢矣。夫左丘明與孔子共觀《史記》者也，公羊、穀梁皆受業子夏者也，洙泗之淵源非遠，筆削之微旨尚在，然而口說流行，事多失實。如一盟也，而或以為蔑，或以為昧；一工築也，而或以為郿，或以為微；一會也，而或以為屈銀，或以為厥憖；一卒也，而或以為君氏，或以為「尹氏」，蓋自名氏土壤已瞀，亂不能盡原，況乃雌黃出其脣吻，去取憑諸胸臆，如馬端臨以意增損之疑者，又焉能元覽精詣，券合聖人之志乎？至安國之作傳也，總三家紛紜之說而錄其似，彙諸家後出之論而采其長，義例炳然，袞鉞斯備，可謂素王之忠臣，《麟經》之鼓吹矣。雖然，以為不詭於聖人之教則可，以為盡得聖人之意則未也。夫《經》之為言常也。聖人之作《經》也，簡易明白，不以微瞹難明之詞眩天下也，不以操切繳繞之文誤後世也。要以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以昭人道，以達王事，如斯而已矣。迺胡氏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納約，是故不免激焉，而偏索聖人之精義於一字筆削之文，是故不免覈焉而深；名其可通者曰《常例》，而強名其不可通者曰《變例》，是故不免窮焉而鑿。如以「春王正月」為行夏之時，是以周人而改周朔，於義則不順；以夏時而紀魯事，於史則不倫：非夫子之志也。以「王不稱天」為貶，夫事干宗國，往往諱稱其過舉，而尊為共主，則以小故削奪之，非夫子之志也；以子滕侯為懲亂賊之黨，夫躬為篡逆者無誅焉，而斥天子之命，侯且并其子孫而奪之，抑何其慘礉而亡謂也，非夫子之志也；以止不嘗藥，而被之以大惡之名，是以微文而致重辟於人，申商之所不為也，非夫子之志也；卒楚麇也，而曰「扶中國」，信矣。其扶中國也，曷不重貶子圍之會，而姑諱其弒，是登叛也，非夫子之志也；書《歸田》也，而曰「以天自處」，夫其詞無褒，烏在其為序績也？據事而直書之，而必曰「以天自處」，是尊聖人之過而誣其實也，非夫子之志也。絕筆於《獲麟》也，而曰「以天道終」，是以瑞應神其書也。且麟之出，《經》曷故焉，蓋所謂感麟而作者，近之，而必曰「文成麟至」，非聖人之志也。又有甚焉者，以為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誅賞人也。夫孔子雖聖，周人也。賤而自專，災且及之。苟無其位，不作禮樂，斯非孔氏之炯戒乎？夫子作《春秋》以尊周室，而憪然攬天子之權，以誅賞天下，奪人之國，貶人之爵，去人之氏，沒人之族，操縱自我，而無少顧忌焉，則是干紀犯義，己為戎首，而顧以履忠效順，責僭王之吳楚，專魯之三家也，豈不盭哉！然則孟氏所謂天子之事者何？曰：天子之事者，猶云周天子之法耳。當是時，姬轍雖東，典刑猶在，《春秋》而有所刺譏，夫子曰「非吾奪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誅也。《春秋》而有所褒進，夫子曰「非吾予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賞也。知我者文武之法明，謂我能尊周也；罪我者僭亂之罪著，則諸侯惡其害己也。此亂賊所為懼也。第令夫子以匹夫自為天子，天下不軌之夫，群起而議其後之不暇，而又誰能懼之？是故學《春秋》者，明於天子之事之一言，則孔氏筆削之大義，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而彼紛紛者之說，可不辨而息矣。繇斯以談，漢儒之說經也，專門名師，保殘守缺，不相合而相存，其失也固。宋儒之說經也，師心背古，揣摩傅會，有所合而不必盡合也，其失也鑿。彼固焉者信滯而不通矣，然而是非錯陳，若蒼素然，不可淆而雜也。鑿焉者雖辨而可喜矣，然而憑私臆決，若射覆然，不可倖而中也。是故《三傳》立而聖人之教「分，聖人之志則未失也。胡氏之傳出而聖人之教尊，其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少矣。」愚竊考《春秋》之作，實孔子口授弟子。退而異言，流傳失真，其有無疑似之文，蓋不特魯魚豕亥而已。惟左

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於經文為近，自餘百家之說，未

可定以為不刊之訓也。學者誠超然遠覽，本之以《經》，

翼之以《左氏》，折衷之以諸家之論，要以會夫子「明王道，辨人事」之意，而不牽於一曲之議，此亦所以恢弘聖緒，而俟萬世於無窮矣。若必強《經》以從已，徇《傳》以蔑經，即使《左氏》授簡，《公》《穀》操牘，愚猶未敢盡信也，況其它乎？噫！此難與拘儒道也。〈春秋總論〉

玩聖人經典，須先提揭大綱，得聖人作經本旨，則萬目犁然具舉，而大義自不容掩。況《春秋》尤經聖人手筆，而為萬世提綱書法也。惡可各以一人意見，牽扯義理，以相穿鑿傅會？匪特聖人筆削大義，不得昭明於天下，而反使聖人得罪，名教矇然莫之覺焉。吁，可痛哉！蓋後儒欲尊孔子，不曰「聖人以天自處」，則曰「聖人以天子之權與魯。夫孔子亦人也，止曰『天生德於予』」，曰「知我其天」，何為便以天自處乎？孔子亦庶人也，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至政出大夫國命執于陪臣，蓋屢傷之矣，未聞與奪天子之權，反自庶人出也。矧孔子懼亂賊，作《春秋》，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當時列國僭亂極矣，未有遽改周家之正朔者，乃謂孔子欲行夏時，故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孔子身為亂賊之尤矣。桓不書王，黜天王也；滕、杞書子，貶諸侯也。其于大夫陪臣，又不待言。至不書秋冬，則天且在其貶黜中矣。從古僭妄，未有至此極者，乃以加諸孔子，干心安乎哉！嘗聞孔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為下不倍。」且曰：「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信斯言也，吾故確信孔子，必不敢黜天王，貶諸侯，與奪當時卿大夫，以至黜天王，改周正朔，而必行己之志也。然則筆削予奪，非孔子而誰哉？蓋魯之《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其義則孔子自謂「丘竊取焉。」可見文皆史氏之舊文，孔子未嘗有增損也，特擇其有關王跡者筆之，無關王跡者削之。故游、夏文學無所容。其贊也，雖一字嚴于袞鉞，實合數句以成其文；雖每條自為始終，實會數條以詳其事。惟筆削定而名分秩，故善惡明而紀法昭，此所以大義燦若日星，不待孔子褒之貶之，人心勸懲自有不容已者在矣。是《聖經》本簡，諸傳必欲求諸繁；《聖經》本易，諸傳必欲求之難。且緣飾以聖賢之義理，綱維以帝王之法度，附和以儀、秦之智術，參錯以孫、吳之兵機，斷按以申、商之法律，推究愈精愈深，而去《經》愈遠。雖其間多言，而中或有得其情者，要亦鰓鰓然指摘推尋於一字之間，而不知大義，未免放飯流醊而問無齒，決均於大綱無當也。潢淺陋固拙，豈敢操戈入室，以攻訐諸儒之短哉？但據一竅之明，過信孔子從周心志，必不改易正朔，黜天王、貶削諸侯，于二百四十年後，據義理，憑意識，以改歷朝信史。故揭大綱以歸諸《易》，俾學《春秋》者讀其本文，是是非非，一開卷而人人可自得之矣。至於一字一義，不徒四傳有可採者，雖諸家不敢悖也。雖然，孔子於《春秋》之義且謂之「竊取」，故甘冒僭踰之罪，亦取其意而名之為「竊義」云。〈以下春秋大旨〉嘗誦孔子之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為下不倍。」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孔子之學者。真信孔子數語，則《春秋》不待傳註而可明矣。何也？孔子自謂：吾志在《春秋》，便可以觀孔子之志也。然一字之褒，榮踰華袞；一字「之貶，嚴踰鈇鉞。」是謂字句皆孔子所自筆削，而褒貶王侯大夫諸人者也，何有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耶？不知褒貶皆舊史也，孔子特擇其有關名教者筆之，無關名教者削之而已。信、述皆實言也。即如謂《舊史》于隱公原有即位之文，孔子削之以貶隱也；桓公三年原有《春王》之文，孔子削之以貶王也。桓四年原有《秋》《冬》之文，孔子削之，以黜天也。他如黜諸侯、責大夫之文不可勝數，則又何有于闕文哉？「倍上反古」亦至矣，何有於從周哉？不知「即位」、「春王」、秋冬之類，皆舊史之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皆史闕文之實事，而孔子不敢削即位，不敢削春王，不敢削《秋冬》，不敢改侯爵，不敢書名，削名纔信史官，皆信史也，《春秋》皆實書也。孔子從周之志，非虛言而為下不倍，生今反古，皆聖人所必不為者也。如此，則孔子之心纔可以暴白於萬世，而不為諸傳所誣矣。觀昭公娶同姓，本不知禮，然答陳司敗之問，則寧以過自歸也，而敢于黜君王乎？陳恆弒君，尚沐浴請討之矣，況敢以弒為薨，而有所諱乎？惟其舊史，原書「弒」者，雖國君不敢諱；原不書即位者，雖國君不敢加。故曰：「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何忍以倍上反古加聖人耶？

孟子歷敘群聖統緒，自舜、禹、文、武、周公而下，直以孔子作《春秋》繼之。且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他日又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吾欲承三聖者，所以願學孔子。無如孟子』。」則深知孔子之《春秋》，亦莫踰於孟子矣。況其相去時甚近，而說孔子成《春秋》之意為獨詳乎？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果真信得孔子之《春秋》為誅亂賊而成，則凡謂孔子黜君王、貶當時諸侯大夫，而以亂賊之尤加諸孔子者，不可信也。真信得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則知王跡莫大乎名分，而《春秋》之作，惟以存王跡而已矣。真信得魯之《春秋》，與《晉乘》、楚《檮杌》均之為史，則從古史官書法必有一定之例，而其所記者不過當時之事而已矣。真信得，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孔子未嘗增減一事一字，則其所當注意講求，存王跡之義而已矣。自今觀之，凡朝聘、會盟、侵伐、戰取、圍獲、敗滅、崩、薨、卒、葬、錫命、賵、賻、郊、雩、蒐、狩、執殺、出奔之類，孰非列國之事乎？凡各國年月、時日，一以魯國為主，諸侯朝聘、會盟、侵伐，一以魯君為首，爵號名字，或書或不書，各隨事之大小詳略而悉嚴其詞，孰非史氏之文乎？若夫據事直書，而莫非綱常之所係，因文覈事，而一皆名分之所關，惟屬詞比事，其義自見，此則孔子所謂竊取之義也，即所以繼《詩》亡而存王跡，與晉乘、楚檮杌其事，文雖同，義則殊也。若曰事有不詳，非「傳不足以考其事之顛末，是《春秋》為簡略之史矣。文有不顯，非傳不足以見其文之精深，是《春秋》為晦昧之詞矣。義雖至精，如書國、書爵、書人、書名字，同一事也，所書之文，又書與不書各異，故方用此字以為之賞，即用此字以為之刑，誅心誅意，各有差別，而深密刻核，非傳則不能窺，此方書之以為」定例，彼即不書以為變例。一褒一貶，各有微旨，而倏忽變動，非傳則不能測。譬諸後世舞文弄法之吏，詭譎百出，各借律例以斷決人之生殺，而《春秋》皆非義之義也。孔子竊取之義，顧如是哉？孟子之言，信不虛也。《春秋》大義，惟在正名分，存王跡，事也，文也，一仍其舊，而孔子未嘗增減一字以為之褒貶，則《春秋》本自光明正大，凡善惡刑賞昭然于簡編之中矣，何以紛紛多說為哉？

《春秋書法》，謂當時史官無褒貶予奪，不可也。或者即謂「書時月者貶也，書日者褒也，是以日月為褒貶矣。」果《春秋》之義乎？信斯言也，則當以日月為定例也。姑舉諸儒之見言之，彼徒見會盟、卒葬有書日不書日，不可一例拘，故曲為之詞也。是故盟不書日一也。或以為渝信，或以為危為美，何不同乎？葬以過時而日隱也；當時而日，危之也。然過時而隱，直指齊桓言之。彼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宋穆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亦過時書日，果何可隱？而宋穆之日葬，又何可危乎？「公子益師卒。」《左氏》謂公不與小斂明矣，而皆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而亦書日，《穀梁》曰：「惡也。」季孫意如亦惡矣，而亦書日，何歟？胡氏則又皆以為非，而歸諸恩數之厚薄焉。然得臣之於宣公非薄也，意如之於昭公非厚也，而皆得書日，又何歟？所以益師之卒不日，四家各持一說，不免互相矛盾矣。惟程伊川先生曰：「其不日者，古史簡略，日月或不備，而《春秋》因之是也。故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此史家之」通例也。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或有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甲戌、己丑中有遺其事者，皆史闕文之意也。日月之書不書，於褒貶之義何關係哉？雖然，亦有因日月之前後而知其是非者，則亦不可廢也。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見其纔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見其連三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見其閱三時而兵勞於外也。凡此之類，不於書時見之乎？如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見其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見其朝楚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則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凡此之類，不於書月見之乎？如「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見八日之間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見旬日之間取二邑也。「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見其災餘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克葬」，則見其明日乃葬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見魯人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見晉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凡此之類，不於書日見之乎？比而觀之，年時月日，其關係於史者，如此而已。若以日月係《春秋》書法之褒貶，則皆諸家億說也，不可不察。

《春秋》書法，於諸侯大夫爵號、名稱所書各有不同。諸傳每於書爵書字者，便以為褒，于書名者，便以為貶，似乎褒貶之法，係乎爵號、名稱之所書矣。然有當書字者，原只書名；當書名者，原卻書字；當書爵者，或止書國、書人；當書人者，或又書爵：則又各拘一見而曲為之詞，其自相牴牾，不可勝說矣。是故於穀、鄧書名，則曰貶其朝弒逆之人矣。紀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見其書爵，則為之解曰：「志不朝桓也。」於宰咺書名，則曰貶其賵諸侯之妾矣。榮叔獨非賵諸侯之妾者乎？見其書字，則又曰「罪在天王」而無貶也。于滕、薛書爵，則曰「先朝」隱而褒之矣。滕朝桓，則即降侯稱子，謂其朝弒逆之人也。何貶一人？至於歷代子孫，皆莫之宥乎？見季札書名，則曰「為其辭國生亂也。」泰伯、夷、齊，非辭國者乎？何為以至德稱之，得仁許之，而札獨辭國見貶也？胡氏又謂：「『『書晉侯』，以常情待晉襄也；書秦人』，以王事責秦穆也。」紛紛不一，要皆諸儒臆說，各執一見以明經，而經反因之以晦塞矣。然則名稱爵號，可盡廢而不講乎？蓋時變有升降，世道有盛衰，善觀時世者，亦可因是以會通也。如楚，一也，始書「荊」，繼書「楚」，已而書「子吳」，一也，始書吳，繼書「吳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吳、楚之寖盛矣。魯翬、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其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其後則雖弒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其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之君皆書「人」，其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吳、楚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稱「子」而與會伐者，于以見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小大為強弱矣。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矣。「《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于以見霸者為政，皆以私意為重輕，而無復禮文矣。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霸主，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矣。由此觀其《會通》，凡爵號、名字之異同，或事有大小，詞即因之以詳略，或蒙上文而殺其詞者有之，不可以一例拘也明矣。

《春秋》首書元年，乃魯隱公紀國之元，實周平王四十九年也。《傳》引「乾元」「坤元」以明人君之用，且以體元調元歸乎君相，豈知非天王不可以稱元？魯隱特侯國耳，何為僭天子之元乎？使諸侯可以改元，則國各一元，不將千八百元乎？說者乃曰：「孔子魯人也，故以天子之權與魯。」然天子之權，誰得而與？誰得而受？孔子特庶人也，安能以天子之權與魯侯哉？況以諸侯之元加諸「春王正月」之上，是乎非乎？苟謂一字一義悉出諸孔子所裁定，則《春秋》之作，本以正名分、存王跡也，何為顛倒王侯名義一至此乎？以愚觀之，諸說呶呶，皆鄙儒之陋說也。何也？天王諸侯之名，分不可亂，諸侯無改元之禮，而以侯國之元冠於春王之上，必非孔子所改定也。要皆史氏舊文，孔子不過㨿其事與文而直述之，是也，非也。人心之公義昭然天地間，自不可得而掩矣。或曰：「諸侯稱元，自魯隱公始，以後十一君，紀年皆係之魯者，隱公啟之，故係元於魯。隱，紀事之首，所以深著其無王之罪也。」《春秋》始於魯隱之元年者，蓋為此歟？至謂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故得專乎賞罰予奪之權，為此言以啟後世儒者僭妄之弊，其害為尤甚也。知孔子竊取之義者，其慎辨之。

首書「魯隱之元」，而復書「春王正月」，何也？蓋魯國之史，其所書者實列國之事也，匪天王曷足以統之哉？但論時論月，歷代諸儒人各一說，不以為改時，則以為改月，或又以為時月之俱改。予嘗㨿《易》《書》《詩》《禮》諸書以証其時月之未改矣，茲復詳之：彼以為改時者，則以冬十一月為孟春，二月為孟夏，五月為孟秋，八月為孟冬矣。以為改月者，則建子為正月，建丑為二月，建寅為三月，以至建亥為十二月矣。以為時月之俱改者，則冬十一月為正月，冬十二月為二月，春正月為春三月，春二月為夏四月焉。以為改月不改時者，則冬十一月為冬正月，冬十二月為冬二月，春正月為春三月焉。又以夏時冠周月者，則以周雖時月俱改，而孔子欲行夏時，故於周所建之月，自子迄亥為一年，乃以夏人所尚春、夏、秋、冬之序，加於建子起歲之月矣。殊不知三代雖異建，而時月未嘗改也。盍觀諸《三百篇》之詩乎？以周之時訓證周之時令，不亦可見乎？《七月流火》之詩，諸儒以為周公訓告成王，乃夏后氏之邠俗，故其時月皆夏后氏之時月也，且勿之論矣。如《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繁祈祈。」云「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若以為時之改也，則建丑月為仲春矣，安得日之遲遲，木之萋萋乎？建寅月為暮春矣，安得來牟之麥，迄用康年乎？信乎，時未改也，《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日月方除，日月方奧。」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冬日烈烈。」若以為月之改也，則建丑為二月矣，寒暑安得兩分？日月安得方除而方奧乎？建卯為四月，建已為六月矣，卯月可以為夏已月安得暑之遽徂？五六七月安得日之凄凄？八九十月安得日之烈烈乎？信乎，月未改也，若又以為時月之俱改焉，是以逆天違時，加《武周》矣。何也？時月一改，則木屬子丑寅，火屬卯辰巳，金屬午未申，水屬酉戌亥。況武周縱能改時令月數，而不能使萬物之發生各以其時，何有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哉？若以為夏時冠周月也，是以亂賊之尤加孔子矣。何也？在諸國雖紊會盟侵伐之典，僭刑賞生殺之權，猶未敢改周正朔。孔子乃生今反古，行夏之時，使周王之時訓至此盡變易之矣，孰謂孔子無忌憚一至此耶？即此觀之，時月未之改也，昭昭矣。然必書「春王正月」何哉？蓋書春書「月」，所以尊天時也。凡所書，如「夏城中丘，夏城郎，冬浚洙，冬築郿，春新延廄」，「春築臺于郎」，八月築鹿囿，正月蒸夏五月蒸，秋八月嘗，春正月卜郊，夏四月五卜郊，秋八月大雩，秋八月大閱，春二月焚咸丘，秋蒐于比蒲。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春無冰之類，各以天時而考其所行之事，孰遵時也，孰違時也？不待褒之貶之，而其事之善與不善不可掩矣。書《王》書「天王」，所以尊周王也。凡其所書，如「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會戎于潛」、「公如齊觀社」，「丹桓宮楹，刻桓宮桷」、「初獻六羽」、「初稅畝」、「初作丘甲，舍三軍」、「盟于召陵」、「會王世子于首止」、「會于葵丘」、「戰于城濮」、「盟于踐土」之類，各以王度而考其所行之事，孰尊王也，孰悖王也？不待褒之貶之，而其事之善與不善，自不可掩矣。是故善學《春秋》者，以天時觀人事，而人事之得失，何必刻意以誅求？以王法治侯邦，而侯邦之是非，何待深文以極治？此《春秋》所以為簡易也。奈何諸儒各以己意揣摩聖訓，一字之間，彼以為褒，此以為貶，于天時王章咸莫之省也。何怪乎《春秋》之旨，愈傳而愈晦哉！

國君初立，必書即位，禮也。「春王正月」之下，必書「即位」者，《春秋》之書法也。然而有書、有不書，何哉？觀魯隱不書即位，三《傳》謂隱有讓桓之志，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似乎傳其事之實矣。考之經傳，隱實在位十有一年，安有始焉不即位，而可在位以秉其君國之政乎？又安有不即位而可以改元者乎？胡氏乃謂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則不書，故《春秋》首以王法繩隱公也，似乎得其義之正矣。考之魯十二公，均之不稟命也，何獨於隱而責之深乎？列國諸嗣君即位，曾有一人請命天王者乎？或曰：隱公攝也，故不書即位。且以攝之義言之，凡國君必上告祖廟，下臨百官。禮，居喪不祭，以嗣王雖在廟而不敢自祭，故冢宰攝而祭之耳。苟無祭主，為誰而攝其祭乎？《禮》，嗣君居喪，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命於冢宰。以嗣君雖朝群臣，而未有命戒，故冢宰攝而命之耳。苟無嗣君，為誰而攝其朝乎？伊尹攝之，以有太甲在桐宮也。周公攝之，以有成王在襁褓也。故伊、周未敢居商、周天子之位也明矣。隱公在位，告廟臨臣，稱之。邦人曰「魯君」，稱之異邦曰「魯侯」，書之史冊曰「魯公」，乃謂之「居攝。」不書即位，吾不知之矣。

或曰：隱之攝，將以讓桓之嫡也。㨿古禮，諸侯一娶九女，苟元妃卒，則次理內事。惠公既有元妃孟子矣，仲子不過因其手文，而惠公自立為夫人耳。仲子果可以為嫡乎？仲非嫡母，桓可以為嫡子乎？如此，則隱為庶長矣。《春秋》果一字一義皆出聖筆，則莫先於嫡庶之辨矣。隱雖有讓桓之志，安在其為攝乎？況隱謂之「攝」矣，莊、閔、僖俱不書者，何也？然在莊則以為君弒而子不忍行即位之禮；在定則以昭公喪未至，猶有說也；而閔、僖則止謂之不請命焉。蓋在桓、宣弒奪之人，均之未請命而猶得書也，何獨於閔、僖而過責之乎？宣公本為弒君者所立，亦書即位，乃曰「書之」，以著其自立之罪，則愈不通矣。或者又曰：「舊史皆書，而不書者，孔子削之耳。」此尤不通之甚也。何也？弒逆如桓如宣，皆莫之削，而何獨求備於隱公數君也？要皆求之不得其說，又從而為之辭，故諸《傳》各一其見也。然則其義何居？蓋一年不二君，嗣君逾年始改元者，禮也。但國家事勢不一，或有舊君薨而嗣君遽即位者，未必人人即位於改元之正月也，或即位於元年正月者則書之，或即位於君薨之年者則不書，亦一也。觀定公已書「元年」，至六月始書「即位」，亦可証矣。且書與不書，皆舊史之文也，孔子何所庸其意見，而獨削夫隱、閔、僖三公哉？

經于列國書爵、書人，不一而足。《諸傳》則以為書爵者，褒之也，尊之也，宜乎同一尊崇褒美之義也。然同一楚子伐鄭，在宣四年，則謂特書爵以予之也；宣九年冬，便謂「書爵」，見其暴陵中華；宣十年冬，則謂「書爵」乃

直辭不以楚為罪焉。書「楚子入陳」，則謂楚子能討賊

；書「楚子入徐」，則謂書爵非予之也，以不誅誅之也。即

一楚子之爵，或以為褒，或以為貶，或以為無褒無貶。他如桓十年冬，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乃謂稱爵以著其罪，姑舉此一二以例其餘，則書爵一款，何褒貶誅罪皆寓此一字之間，如天淵之相懸乎？經文「書人」，諸傳皆以為貶也，如「齊人侵我西鄙」、「楚人滅夔」、「楚人圍宋」，其貶之也明矣。然楚人殺夏徵舒，則曰：「人眾也」，人人得而誅之也；荊人來聘，則曰：「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又以書人為予之之辭焉。然其義尚多，不可一端，盡曰：有寡而稱人者，有眾而稱人者，有微而稱人者，有諱而稱人者，有國亂無主而稱人者。不惟貶黜諸侯大夫，不足以該此「人」字之意，而予之亦無定論也。只此書「爵」書「人」二者竟無定義，而其他義例又不可勝數矣。是故古者史官必有書法，如諡法之類，今皆不可考矣。因其文，覈其事，以論其世，雖《左氏》未必盡當，而他又何足㨿哉？諸侯薨，大夫卒，禮也。《春秋》于魯君皆書「薨」，於列國君皆書卒，《列傳》謂書薨，尊魯君也；書卒，貶諸侯之失臣道也。此皆舊文，未暇悉論。然魯君令終曰薨，而被弒者亦書曰薨，何哉？傳者謂其諱國惡也，且曰均之為薨，而其文各不同。如莊公正終，則曰公薨于路寢，曰「葬我君莊公」，是薨必有其地，葬必有其時也。隱非正終，則曰壬申公薨，而葬亦不書，閔公亦然，似乎得其情矣。然桓公弒也，曰公薨于齊，不有其地乎？曰葬我君桓公，不成其葬乎？可見書「地」書「卒」，亦不足為定例矣。蓋《春秋》，魯史也，在魯國且然，又何疑于列國之卒葬耶？魯國臣子固當諱國惡矣，而列國之諱，獨非其臣子之真情乎？況弒多出於嗣君，權臣不以實赴，故列國不以弒告，而魯亦㨿其所赴告者書曰「卒」，此必然之理也。然則史以卒書，孔子於二百年後獨能得其真情而改舊史乎？知此，則知列國君有雖弒而書卒者，皆舊史也。如趙盾、許止《書》曰「弒」者，亦舊史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孔子何所加損於其間哉？

弒逆大惡也。《春秋》隨事立文，誠有之矣，無非記其事之實以垂戒也。若各隨其傳以觀其釋義，果可一律齊乎？蓋有公子公孫弒其君者，不書「公子、公孫」，謂惡其大惡自絕於先君，故去其屬籍，以示討賊之義，如衛州吁之類是也。有稱「公子、公孫」者，謂人君寵任太過以致其亂，故錄其族屬，以謹履霜之戒，如鄭公子歸生之類是也。有名其為子者，謂見天性之恩，曾犬豕不若矣，如《楚世子》商臣之類是也。有以國弒，如莒弒庶其，晉弒厲公者，見其君無道，國人共欲弒之，示不敢肆然民上也。他如趙盾在外而書弒，謂欲以示天下無逃惡之地也；許止不嘗藥而書弒，謂欲以長天下愛親之心也。諸如此類，似乎得其義之精矣，然皆以意見為之說也，何也？弒之時，其人情事變各有不同，故各因其赴告，或略或詳而書之耳。矧既曰「弒」矣，又何必於弒之中一一窮其原情，以定其罪，而又有輕重於其間也？雖然，隱、閔本弒而書「薨」，豈特魯為然哉？如楚子麇、齊侯陽生、鄭伯頑，本皆被弒而不赴告，故史皆因其赴告而書「卒」耳。可見聖人無一字加損于其間也。孰謂千載之下，可各以意見出入人弒逆之大惡哉？蓋亦枉用其心矣。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悉命於王朝，有罪則請于王朝，非諸侯所得專殺，故五禁有「無專殺大夫」之條也。春秋之時，列國咸專命，亦專殺之矣。然《春秋》所書，同一殺也，有稱「國」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而稱人、稱國，又有書名、不書名之別。《傳》謂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命天子而擅殺之也。義係於殺，則止書其官，如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義係於人，則兼書其名氏，如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是也。然又有稱人以殺，不書其官，而止書姓名，如鄭人殺良霄者。或曰：「書人以殺，殺有罪也。不書名，非其罪也。殺有罪而又非其罪，是失有罪而誤及無辜也。」如此，則不書官而止書名者，是殺有罪也。彼殺有罪而大夫不名，則是殺無罪矣。二說不合，故或又以為大夫之下闕文，或以為不書名者眾也。果以為眾，則晉殺三郤、陳殺二慶矣，何以書名？以為闕文，則史何闕文之多哉？噫或稱國也，或稱人也，官之與名，或書或不書，而又有書「及」者，或因弒君而及大夫，或因殺大夫而及公子，或因殺大夫而及大夫者，止書其名而去官，其說不一，皆不足以盡其義也。是故善讀《經》者，固不可略其所有，亦何必益其所無而深文以求之哉！

《經》文所書「歸」、「取」二字，諸《傳》因文立義，其說多端。大抵內取外邑曰「取」，外取內邑曰「取」，而內自取內邑亦曰「取」也；外歸內邑曰「歸」；外以人之邑與人亦曰「歸」，外自入其邑，亦曰「歸」也。然其所取之義謂何？蓋外歸內邑，始取而終反之，彼其願償我也，故曰「歸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外以人之邑與人，外之意也。順其意而書之，亦曰「歸」，「晉人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是也。外以邑賂我而樂於賂也，亦曰「歸」，「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內取外邑，強以力奪之也，故曰「取」，取郜防、「取訾婁」是也。外取內邑，亦強以力而見奪，則亦曰「取」，「齊人取讙及闡」是也。外侵內邑而內取之，宜曰「歸」矣。而亦書曰「取」，謂強其所不欲償也，「取濟西」、「取汶陽」是也。只此二字如此牽合，似初看亦有理。原其《經》文，謂史法果如是焉否乎？況歸曰「來歸」，「取」曰「伐取」，種種不齊，惡可各以己意，務使經義之必我從也？

滕子來朝，謂魯桓弒逆，既不能討，乃先鄰國而朝之，故聖人削其侯爵而降之為子。辨者有曰：滕朝桓，罪其身可也，何為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而以一人罰及後世哉？又曰：「本時王所黜也。」然使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必作矣。果如其言，豈獨滕乎？薛本侯也，至莊始書伯，何也？杞初稱侯，至莊稱伯，僖時稱子，文時稱伯，襄時復稱子，又何也？況杞之初本公爵耶？殊不知當時大國不過公侯之爵，在小國不敢與之抗，且不敢與之等，故咸自降損，以朝會大國，求免其侵伐之辱耳。況爵尊則貢獻之儀隆，稍自貶損則儀物亦減，如子產爭成之意，故其言曰：「昔者天子制貢輕重以列鄭男服也，而使從甸服之貢，所」以懼其不共也。滕、薛、杞之降，得非自降以求其禮之殺耶？若如胡氏「黨惡」之說，不惟聖人不敢貶謫當時諸侯，而諸國又將何詞以解之乎？

或問：「聖人述而不作之言，亦只是如此說。若《春秋》一字一義，非聖人裁定，安足以為萬世之經？」曰：「『聖人信而好古』，子何為不信聖人之言？蓋《易》《書》《詩》《禮》皆經也。《易》自伏羲畫卦，文周繫辭，孔子不過讚之而已矣，然猶曰皆聖人之文也。《詩》《書》《禮》《樂》，從古以來，不知該幾千萬卷。孔子刪《書》止存百篇，刪《詩》止存三百篇，定《禮》止存三《禮》而已，未嘗於古人《詩》《書》《禮》《樂》加減一字也，何獨於《春秋》而疑之？蓋孔子之意，只是刪繁就簡，為天下萬世存其經常不易之道，故於《易》《書》《詩》《禮》，只是有減無損，所以為萬世之經也。知《易》《書》《詩》《禮》之所以為經，則知《春秋》矣。」又問：「古之史官，其於褒貶書法，果有所傳受乎？」曰：「古之天子國君，各設」有右《史記》言左《史記》動一言一動，必書之史策。曾謂周公經國，獨於史官無書法耶？且古人世為史官，故世掌書法。觀老聃為柱下史，晉董狐楚倚相，俱是何等人品，其于國家政事，反不能斟酌字義以書之，何足以稱史乎？特其所書者頗繁，孔子不過因魯史以刪削之耳。然則何為只㨿魯史筆削，「便能使亂臣賊子懼也。」曰：「聽子之言，終是為舊時見聞纏縛，故不能於孔子誰毀誰譽、直道而行處見得端的，未免有所疑也。子知《詩》之風乎？知《風》之有《二南》乎？一部《國風》，中間多少出於當時閭巷婦人女子之口，然孔子亦只是刪其無關風教者，卻未嘗於婦人女子之詩增損一字，如何能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乎？魯國史官，曾婦人女子之不若乎？信得。孔子於各國之風，雖出於婦人女子者，不必增損一字，自足以致人心之感創，則於《魯史》書法，未嘗增損一字，而能使亂賊懼者，亦不待辨矣。

自隱元年至末，二百四十餘年，魯之史官秉筆以書者，不下數十人，縱使書法有傳，而數十人中所見各別，則雖同一事例，而所書者各拘其所見，則其文亦不一也。孔子生於三百年後，以為我聖人也，我即天也，一一縱筆改之，盡得其實，是以司馬遷待孔子也。且司馬遷從上古以來，各徇其見聞意識以記之，反在孔子上一等矣。此等識見安足以明《春秋》？

《經》本易而《傳》反難之。何也？事跡之參錯，與《經》文間有異同。將信《經》乎？而《傳》則各有來歷；將信《傳》乎？而《經》文原未詳書。此所以愈覺其難也。《經》本明而《傳》反晦之。何也？義理之精深，於《經》文似有發明。但欲合各家之傳以明之，則人各一見，既無所憑；欲止據一《傳》之義以明之，則字各一例，彼又每每自有牴牾。此所以祗見其晦也。然則竊義于諸家，各有所採，何哉？吾從其同而《易》者，不敢肆力于其異且難也。故事與《經》同，雖欲不從，不敢也。苟事與《經》異，吾知從《經》而已矣。縱有不詳，敢不遵夫子闕文之教乎？吾從其簡而明者，不敢勞心于其鑿且晦也。故義不背《經》，雖欲不從，不敢也。苟有未當，吾將以俟後之君子而已矣，敢不遵夫子闕疑之教乎？所以吾惟即其《易》明者，略述其事，或直陳其義，以請質於三代直道而行之人耳。況「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夫子之教也。若云艱深難測，則夫子何不止留各國之信史以垂世，乃使後世徒廢精神于謎語，以遙忖聖人必不然之旨哉？是故處千百年之下，懸想千百年之上，逞一人測度之臆見，以穿鑿聖人筆削之精，則吾豈敢。

或曰：「事文皆述古矣。竊取之義何謂哉？」曰：「《記》謂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事即桓文之事，辭即史之文也，明矣。是故屬其辭，比其事，而大義昭然，何必深文覈事以晦其義也。」

即如趙東山因日月以明類，謂以日為詳者，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恆者，則以不月為變；其以日為恆者，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恆者，則以日為變，甚則以月為異。其以月為恆者，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恆者，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而日月之法，又相經緯，似乎極精密矣。但既曰「凡桓文之盟不日，雖公會不日」矣，又曰：「凡桓主夏盟則日」，而晉又非主夏盟者乎？既曰內離會不月，外會公不月，必參會後月矣，又曰：「凡魯桓之會皆月」，而桓之會豈皆參會者乎？既曰「內外侵伐皆不月」矣，又曰「凡魯桓會伐皆月」，果諸侯之惡，獨魯桓為甚乎？且曰「桓之盟不日」，信之也。莊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會齊桓盟于扈，何為而日「之歟？」葵丘之會盟，既曰書日以別之矣，而首止甯母，何為而不日之歟？以此觀之，常變詳略，莫非以己意為之，如之何而可為定例哉？

或問：「趙東山《春秋》屬辭，子謂其止得比事之例，而非屬辭之義，何也？」曰：「彼於各國諸侯大夫卒葬、會盟、侵伐稱國，稱氏、稱名，各為一類，事固可以比而觀也，豈辭之相屬哉！然則屬辭何謂也？即每歲、每時、每月，止書數事，中間削去，不知幾何。如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文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季孫行父如齊。」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於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即其文辭聯屬，其真情大義，何至簡而至明乎？又如敘齊桓之霸；《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其中或間一事者有之，而聯屬上下詞觀之，其大義何待《傳》註後明也？此所謂屬辭之義也。以此求諸二百四十二年孔子「竊取」之義，可默識矣。

孔子修《春秋》，不過因舊史文而筆削之，取其足為世道之勸懲者存之云爾。苟足以維世道，正人心，則事何取于不可窮詰，何取于不可測識哉？是故其辭約，其義盡，一開卷而是非善惡，暸然具在，不待考之傳記而後詳也。邵康節云：「《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常即法家之斷刑獄者例觀之，如擬某人以強盜得財之律」，即信其強盜得財。如擬某人以「違禁取利」之律，即信其違禁取利。況《春秋》之刑書，皆經孔子斷擬，若必待傳記而後詳其事，精其義焉，不惟書法隱而不明，且疑其所擬不當，果將翻駁招案，而出脫之乎？抑欲別為比擬，而深罪之乎？一字之間，多為條例，旁引曲證，又欲深文以為能乎？要皆不信聖人所擬之律，故欲詳審招案，以究其所以案律之由也。篤信聖人者，顧如是哉？後世所崇信者，莫如《左》《公》《穀》三《傳》。使《春秋》非傳不明，則孔子何不只存舊史，而加以筆削，反滋後人之惑也耶？縱使三《傳》不可盡廢，而其各有長短，可無辨乎？故以言其長，則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穀梁》；以言其短，則《左氏》失之誣，《公羊》失之亂，《穀梁》失之鑿，何也？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則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位之實，可按而知，此《左氏》敘事之備也。若「來賵仲子」，以為預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以為大一統，此《公羊》之明於例。若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見鄭伯之處心積慮在於殺弟，此《穀梁》之精於義也。若曲陳義例，以大夫曰卒為正，則鑿矣。昔人謂《左氏》曉事該博，是做文章之人，《公》《穀》卻是不曉事，儒者說道理處不甚差，此語良近之。今合觀三《傳》之異同，如僖公三年「正月，不雨」，《左氏》謂之「不為災」，《公羊》謂之「記異」，《穀梁》謂之「勤雨」，各以己見自為一說，皆不知《春秋》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之義也。析觀三《傳》之乖繆，如《公羊》謂「求車」、「求金」為非禮，而不知責諸侯之不貢也。謂「大閱」、「大蒐」為罕書，而不知譏列國之僭王也。《穀梁》謂「秋蒐於紅」為正，而不知蒐本春田，不可用於秋也。不納子糾為內惡，而不知讎敵不可得而容也。《左氏》以郎之狩為禮，而不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四國伐鄭，以為「圍鄭」；狄人入衛，以為滅衛，《經》何以不書「圍」與滅也？至如「仲子」，一也；《公羊》以為惠公之妾，《穀梁》以為惠公之母子氏，一也；《公羊》以為隱公之母，《穀梁》以為隱公之妾尹氏，一也；《左氏》以為夫人，《公羊》以為「世卿。」姑舉此一二言之，《三傳》果可盡信否乎？《三〈傳〉》果足以發明經旨否乎？《經》不得三《傳》則不明否乎？若後三《傳》而為世所最尊信者，莫如胡《傳》。其中未能詳舉，試即其所關之大者略陳之。如「春王正月」，謂以夏時冠周月，在孔子不免生今而反古矣。以王不稱天為貶周，以桓不書王為歸罪天子，是孔子以匹夫而黜天王也。滕本侯爵，因其黨惡來朝，故貶而稱子。是孔子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故得以擅黜陟諸侯之爵位也。夫聖人本欲懼亂賊，正人心，而身為亂賊之尤，有是理哉！況其釋《經》者十之三，而釋《傳》者十之七。昔人謂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又有謂其以義理穿鑿，豈欺我哉？嗚呼！傳愈多而經愈晦，又何以傳為也？予嘗聞《春秋》，名分之書也；《春秋》，性命之書也。知《春秋》為名分之書，而貶周黜王，何有於名分之正？知《春秋》為性命之書，而載事比例，何有於性命之精？安得讀《春秋》者惟知尊信聖經而不為後儒見聞所牿，則其義固已暸然於經文中也。嗚呼！人皆輕於叛經，而重於叛傳，何哉？〈春秋四傳〉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盟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于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于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讎，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愎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為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于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為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略也。以為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為何人，與其為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為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于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為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為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為漸也甚矣。故臣子至于推刀於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弒其君某」、「某人弒其君某」者，是弒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弒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于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弒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草莽，瀍、洛之外，聲教阻絕，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眾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劫，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於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持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在君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黶閱之徒以名見者，乃為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為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為貶，則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城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為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于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為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鬥，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曰「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為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讎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群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攘斥，中夏乂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拆而入于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為道耶？其為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為義耶？其為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為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為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𢌿宋，為譎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顓論功也。而《春秋》者顓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為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冑矣。荊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由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顯然為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大《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荊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蹢躅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荊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者，其幾有倚伏。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讎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讎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讎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於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為楚後，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楚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其禍極矣。書「伐郯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之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靳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鶻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弒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弒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弒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四夷也。凡無王道者，皆亂賊之道也。」〈讀春秋〉六經之教，其要在於淑世道，正人心也。人心正，世道淑，此《詩》與《春秋》所以後先之一揆乎？彼《春秋》有關於人心世道也，人知其筆削予奪，義例謹嚴，其權一歸之天王，而欲考王者之跡悉於《春秋》乎？是知天下無王而有王，王者無史而有史，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至於《春秋》之所以作也」，孔子因《詩》亡而跡熄，故不得已而竊取其義。但王者之跡尚存，十一於千百，乃所以繼詩之亡而存詩之教焉，微孟氏其誰知之？然則《詩》之亡也，果《黍離》降為國風，而《雅》於是乎亡歟？《風》《雅》皆《詩》也，《雅》亡而風存，曷為而謂之詩亡也？不知《風》《雅》《頌》皆王者跡也，王跡熄則雖詩存而實亡矣。何也？古者天王巡狩列國，使大師采民風焉，「諸侯朝於方嶽，必陳詩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迨周室東遷，則天王不巡狩，諸侯不朝會矣，又何有於詩之陳而采也？夫巡狩朝會而陳詩以觀，此王跡也。詩不陳於大師，而巡狩朝會之跡熄矣。王跡熄而詩亡也，非歟，況《關雎》《葛覃》，王者閨門之化也。繼世雖無文王后妃之德，而是詩樂作於房中，則王者正家之跡尚於此乎存。故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想自太師摯適齊，而《關雎》之樂無聞矣。《雍詩》，王者祀宗廟之樂歌也。繼世雖無天子穆穆之德，而周之祖廟主祭者天子也；助祭者辟公也。聞其歌樂，尚可以想見先王之跡。及三家以雍徹，而大夫僭用天王禮樂，謂王跡尚存於祖廟，可乎哉？《湛露》《彤弓》，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觀武子之言，王跡存乎否也。由此推之，他如《鹿鳴》，王者乞言之跡也；《四牡》，勞使臣也；《皇華》，遣使臣也；《采薇》，遣戍役也；《出車》，勞還卒也；《杕杜》，勞還役也；《魚麗》《嘉魚》《南山》，王者燕享所通用也；《蓼蕭》《桑扈》《魚藻》，王者燕諸侯也。天子不乞言，則《鹿鳴》不形之歌樂，而王跡不既熄乎？乞言之跡熄，《鹿鳴》雖存而實亡矣。即《鹿鳴》《雅》《頌》皆可類知。不然，三百篇至今存也，謂之詩亡，何哉？孔子懼王跡熄也，因《詩》亡而作《春秋》，則《春秋》正以存王跡耳。是故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獨「春王正月」冠諸首，而據事直書筆，其有關於人心世道者，削；其無關於人心世道者，自周王世卿以及列國諸侯大夫，凡奉周正朔，而禮樂征伐，一遵乎王者之成憲，則不待孔子褒之，天下莫不以為是。凡悖周正朔而禮樂征伐或違乎王者之憲章，則不待孔子貶之，天下莫不以為非。是是非非，粲如日星，王政雖不大行於天下，而猶存於《春秋》之筆削，此所以亂臣賊子懼也。猶之乎告朔之禮不行於魯廟，而餼羊存焉，尚可以循跡而求其實也已。噫知孔子愛禮，存餼羊之心，則知作《春秋》存王跡之意。知我罪我，殆深有不得已者在矣。雖然，懼亂賊即所以存王跡也，即所以淑世道、正人心也。周道陵夷，使天下尚知周王之當尊者，固由於桓、文之霸；使桓、文之徒尚知王者之大義不敢踰越，而凜然有所畏忌者，孰非作《春秋》之功哉？但王政不得大行於華夷，而其跡僅存於《春秋》，猶愈於詩亡而并亡其跡乎？然則詩雖亡而未亡者，以有《春秋》在也。信乎《詩》也，《春秋》也，其教一而已矣。要之，王跡存則治，熄則亂。孔子刪詩作《春秋》，不待存王跡於當時，而萬世之下咸得以見先王之跡者，皆其澤也。遐想《三百篇》未刪之前，其雜亂當何如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未筆削之前，其繁蕪當何如也？《雅》《頌》各得其所，孔子特刪其無關於王跡者耳；予奪一循乎史文，孔子特削其無關於王跡者耳。惟其一經聖人手筆，遂為不刊之典。奈何後之儒者既曰「孔子降《黍離》為國風」，又曰「孔子以夏時冠周月」，是居下悖上，生今反古，而反以悖亂王章加孔子也，於心安乎哉！今《詩》與《春秋》具在也，安得知尊王之義者，與之共論孔子之心？〈詩亡春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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