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部雜錄三[编辑]

圖書編。小子何莫學夫詩？嘗莊誦斯言，未嘗不三復而動予衷也。且曰：「不學《詩》，無以言。」曰：「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小子於《詩》，學之有年矣，何面牆如故邪？蓋風、雅、頌、賦、比、興各有體，雅之小大，風、雅之正變，均之乎有體也。雖其本無邪之心以達諸言者一也，而體各不同。故夫子刪《詩》，俾《雅》《頌》各得其所也。今識其體者誰歟日用間人孰無言，即《風》《雅》變體且未之脗合，又何有於二南歟！此學詩多識學《詩》原體所由述也。惟真識其體，然後乃知一言以蔽之，只在「思無邪」，是故閑邪以存誠，修詞以立誠，體立用行，各有攸當，庶不負聖人學詩之教矣。〈右學詩序　按章潢圖書編多採諸

家之說，而不著其姓名，故皆附於《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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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易》莫要於玩象，學《詩》莫要於辨體。」象者何？陰陽奇偶爻位是也，象明而六十四卦了然矣。體者何？風雅頌賦比興是也，體明而三百篇了然矣。是詩之有體，與《易》之有象同，而體定於未刪之先，與象定於未盡之先，亦同也。奈何有畫之後，猶不明夫所畫之象，既刪之後，猶不辯乎刪定之體，伏羲何必於畫，孔子何事於刪乎？豈《詩》之外別有所謂「體」乎哉？天無別體，日月星辰即天之體也，苟于日也、月也、星與辰也諸體不辨，何以仰觀乎天之文？地無別體，「水山土石」即地之體也，苟于水也、山也、土與石也諸體不辨，何以俯察乎地之理？人無別體，「首腹股肱」即人之體也，苟于首也、腹也、股與肱也諸體不辨，何以中盡乎人之道？昔人以風、雅、頌為六經，賦、比、興為三緯。經緯雖分，體則一耳。但賦也與也、比也，各一其義，亦各一其體。或一章而三義具備，體則不殊。或賦以直述其事，而中寓興義；或比與興雖各別，以之為比，即以之為興，亦于經之體無與也。此所以為經中之緯也。若夫《風》不可為《雅》，《小雅》不可為《大雅》，而《雅》不可以為《頌》，《正風》不可以為《變》。《風》。二《雅》、三《頌》，正變亦然。非真識其體，如蒼素不可淆，如絲竹不可混，則各任意識，註述篇章，藝工理昌，反沉滅其本旨。尊《雅》而卑《風》者，謂雅可降而為風；貴「正」而賤《變》者，謂變非盛時所有。此以國異王侯，地異朝野，世異盛衰，自生分別心，而於本然之體，則茫乎其未之識也。故意本委婉，每認比興以為賦；詞本假托，每認質言以為真；或以鄙褻之詞，釋其深邃之意；或於忠臣義士之諷刺，指為淫慝邪僻之歌謠。詩之晦塞，可勝慨哉！然非古人混六藝為一途而莫之講也，由辨體不清，則詮義不澈。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若有意以升降之矣。豈知體裁一定，聖人刪之次之，特去其無意義者，存其有關風教者，一切咸據體以分別而次第之耳。雖欲於體外加以毫髮意見，不可得也。是故《風》《雅》《頌》無卑高也，賦、比、興無淺深也，正、變無關於隆替也。得其體，則六義炳炳，如仰天俯地，近取諸身，「色色」信其本來而已矣。況諸書皆假言以闡明其理義，《詩》獨隨聲以宣洩其性靈，其體固別於聲響節奏之間，其情則起於諷詠音律之外。學詩者於詞外見意，則意味津津乎其無窮。若先執理以解文，則性情反為義理所拘，不能灑然於歌詠之表矣。潢鄙人也，敢自以為識體乎哉？但學詩久之，知有體之當辨也，迺敢僭妄陳述「辨體」一端，以為學詩之指南云。〈右詩大旨下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即《大序》所謂「詩有六義」是也。程子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體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可見體即義之所由辨也。何也？風、雅、頌各有體，不可混也。但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又風、雅、頌正變所由分也。苟不能先辨其體，何以俾《風》《雅》《頌》各得其所？

古人於六義，先風即次賦、比、興者何？蓋賦、比、興雖《風》《雅》《頌》所通用，然首之以《國風》，而三緯即備於《國風》中焉。如《關雎》首篇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賦之義也。《關雎》、荇菜皆因物起興；《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之以為比也。此三緯所以即次乎《風》，而先《雅》《頌》之意也。

六義，先風，而風之義何居？《大序》曰：「風者，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也。」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而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皆是也，然未盡其義也。蓋風乃天地陰陽之氣，鼓動萬彙，無所不被，無所不入，而各國之風化因之。善者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之返也。《記》曰：「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列國之音亦不同。天子巡狩列國，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但列國之風化不齊，聲氣不類，而體則一焉。是故風之體，輕揚和婉，微諷譎諫，托物而不著於物，指事而不滯於事，義雖寓於音律之間，意嘗超於言詞之表，雖使人興起而人不自覺，如「參差荇菜」，與《樛木螽》斯之三疊，如「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重復詠之，如《麟趾》三章，止更易子姓族數字而詠嘆不已，皆風之類也。《若夫碩人》一篇，正是稱美衛莊姜，中間止點出「衛侯之妻」一句，而不見答於衛莊公，全不說出《猗嗟》一篇，全是稱美魯莊公，中間止點出「展我甥兮」一句，而不能防閑其母，亦不說出美中含刺之意，卻在言外。風之體率類此。

《國風》，不曰正風，而曰《周南》《召南》，果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之謂乎？蓋《江漢》《汝墳》不足以盡南國，所選之詩，亦不應止此二篇已也。蓋南為離、明之正方，故風為太和之正氣，取其長養萬物而不傷也。子謂伯魚曰：「爾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苟不知二《南》之體，則」言之出也，不失之發露，則失之迫切；內則傷己，外則傷人，真有一步不可行者，況於修齊治平之道哉！惟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咸化育於其中也。試舉一二証之，即一螽斯可以詠歌后妃之德，即一《甘棠》可以形容召伯之仁，即《兔罝》《麟趾》《羔羊》《騶虞》，中間止移易數字，而嘆詠不已，雖不直言其所以，而意自涵蘊於其中，此《二南》所以為正音也。知二南之體，則知正風之義矣。否則漢廣行露摽梅，野有死麇，本因不識其諷諭，乃又從而為之詞，是於而牆者加桎梏也，不深負聖人諄切之教耶。

南，體裁不長而詠歎不已，渾含不露而意趣躍然，誦其言而其所未言者，令人玩味之不忍釋，紬繹之而其義愈無窮也。學《詩》者學《二南》以立言，則終日言而人不厭聽，雖片言亦可以悟人也。否則，其如朔風之栗烈何？「變風」云者，果如孔氏所謂「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據其所云，則有道之世，天下不宜有風，又何為《黍離》降為國風也？蓋惟以時之盛衰論正變，既不識體之正，又何有於體之變耶？不知變者詩之體，變乎正，非世之隆變而污也。惟其以時之污隆論正變，故何彼穠矣。在《二南》者，必欲改平王為正王，曾不思《七月》篇非成王、周公之盛時乎？且謂居變風之末，見變之可正也。今取《七月》置之《二南》，即可以為正風乎？蓋體合乎正者，雖衰世所作，不得不歸之於《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時聖人之所作，不得不歸之於《變風》。是正、變各以體分，亦非以正、變品詩之高下也。知風以南長養萬物為正，則凡各方稍異乎正南者，即為變風。可見《正南》一出於和柔，餘風未免涉於勁直也。《始即柏舟》為變風之首者，觀之「我心匪石」六句，此雅體也。風中雜有雅體，謂之為正南可乎？苟此詩作於成、康之時，即欲類歸《三南》，可乎？辨體之正、變者，辨乎此而已矣。

賦之義云何？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子曰：「『賦者，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如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東萊曰：「賦，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朱子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皆是也。然而未盡也，如《關雎》，興也，下文『窈窕』二句，非賦之謂乎？《甘棠》賦也，『蔽芾』」二字，非比之意乎？《葛覃》首章，本是直陳其事，而中涵許多興味，便是興之意義。《君子役》篇，「雞棲于塒」，牛羊下來，又是賦中睹物興思，不可確然執定一「賦」字，以盡一篇一章之大旨。

比之義云何？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子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瓠犀，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朱子曰：「比者，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皆是也，亦未盡也。或興中含有比意，如《下泉》之類；或」如習習谷風，在《風》以為比，在《雅》以為興者，如《北門》《北風》，皆賦其事以為比，又不可不觸類而伸之也。興之義云何？孔氏曰：「興者，起也。」程子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朱子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然有兩例，有以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之體則同也，皆是也，亦未盡也。如《卷耳》《桃夭》《草螽》，皆即所賦以為興，而又有興兼比與賦者。《伐木》《鳥鳴》，則既興而又比也。須玩味久之，自得其不盡之意，不可便以為無取義也。《國風》用比興最多，美刺雖殊，亦多諷意。蓋言之風謂之諷，含而不露，婉而不迫故也。如漢廣之「游女野有死」，麇之「有女懷春」，皆托言以致諷。如《谷風》與氓，皆假棄婦之詞以致怨，而非實言也。且其寓意於物，如誦《關雎》便知為夫婦，誦《螽斯》便知為子孫，誦《桃夭》便知為婚姻，誦《蝃蝀》便知為刺淫，誦《相鼠》便知為刺無禮之類。由古人明庶物，察人倫，故比興皆不移易，後人倫物俱昧。凡其所托諷者，一切不探其微，反指為無意義，良可羞也。若《雅》與《頌》，則比興漸少矣。如《小雅》八十篇，用比興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比興者止八篇；《頌》總四十篇，用比興者止四篇。蓋《小雅》得風體最多，《大雅》與《頌》則多質言，故鮮諷諭之詞矣。

雅之義云何？《大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程子曰：「雅者，陳其正理，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朱子曰：「《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論《雅》之義備是矣。然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體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孚；《棠棣》《伐木》，《蓼莪》《白華》，乃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恩義，倫孰有大於斯者乎？《湛露》《彤弓》之燕饗，《采薇》《出車》之兵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於斯者乎？謂《小雅》為政之小，與《燕饗》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鳧鷖》《既醉》之燕禮未必大於《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於《六月》《采芑》，安見其為政之大乎？又安見其為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體較之於《風》則整肅而顯明，較之於《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諭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於《風》與頌者，則又為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於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體，而小《大雅》正變之義俱不待言矣。

《頌》之義云何？《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呂氏曰：「頌者，美之詞也。無所諷議，果足以盡頌之義乎？未也。蓋《頌》有《頌》之體，其詞則𥳑，其意味則雋永而不盡也。如『《天作》』」與《雅》之綿，均之美太王也；「《清廟》維天之命」，與《雅》之文王，均之美文王也；《酌桓》與《雅》之下，《武》均之美武王也。試取而同誦之，同乎否乎？蓋雅之詞俱昌大在頌何其約而盡也！頌之體於是乎可識矣。敬之《小毖》雖非告成功，而謂之為雅，可乎哉！魯之《有駜》《泮水》則近乎《風》，《閟宮》與商之五篇則皆近乎雅，而其體則頌也，故謂為變頌也亦宜。周自文王初婚至陳靈公，上下五七百年，其所存詩，各國多者二三十篇，少者數篇而已。說《詩》者每牽扯於數十年間，或有歸諸一二人焉。如《變小雅》盡指為平王、幽王時詩，何謂也？司馬遷謂太師藏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三百餘篇，止十之一也。蓋亦存其可以垂世立教者，皆綱常道義、風教之所係也。即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矣。若不辨體，且曰其中雜有淫僻悖亂之詩在焉，不大悖孔子刪《詩》之旨乎？詩，聲教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性情心術之微，悉寓於聲歌詠嘆之表，言若有限，意則無窮也。讀《詩》者先自和夷其性情，於以仰窺其志，從容吟哦，優游諷詠，玩而味之，久當自得之也。蓋其中間有言近而旨遠者，亦有言隱而指近者，總不可以迫狹心神索之，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也。噫賜商可與言詩，其成法具在也。否則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

善說《詩》者，固不可以詞害意，亦可因詞以會意，但詞有限，意無窮也。《法語》之言，《小雅》之謂也；《巽語》之言，《二南》之謂也。一部《論語》，其《周南》《召南》之體乎！「發乎情，止乎禮義」，三百篇皆然。大約《風》多主乎情，《小雅》多主乎事，《大雅》多主乎理，《頌》多主乎德，非謂《大雅》之遺德，《小雅》之無情。然《小雅》則情寓於一事之中，《大雅》則德見於一篇之內，各就其多者見之也。

仲尼於《詩》三百，蔽以「思無邪」一言，則凡有邪思者必其所刪，而所存必無邪思也明矣。故惓惓以學詩，勉二三子，而雅言《詩》也。然及門諸賢獨商賜可與言《詩》，曰：「起予曰：『告往知來』。」謂其得意言外，不滯泥於文辭間耳。孟子亦曰：「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然則學《詩》者又可尋文泥句，逐字解義云乎哉？蓋《詩》之為教，性隨物感，聲逐意宣，或寓言多，質言寡；或假此形彼，或微露其意，不竟其辭。縱文辭偶同，美刺迥別，要在悠游涵泳，以我心神，契

古人意趣，而超然朗悟懸解，斯可也。是故各經皆循

文探理，惟《詩》則言外傳心，若一逐字句，則滯象迷真，

體且莫辨，又奚有於興觀群怨哉！

天地噓育萬物，莫疾乎風，所以節宣陰陽之氣，而萬物之生機賴之以宣暢也。然吹萬不同一皆隨其竅之所感，而聲亦因以異，是本之氣而形之聲。氣和則聲徐，氣勁則聲肅，和則物觸之欣欣向榮，勁則物觸之而撓折者多矣，其機如此，然知風之自其風俗成於下，其風化則本乎上，故曰：「君子之德風。」《易》：「地上有風，觀，君子以省方，觀民設教。」古者天子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觀此也。《詩》三百篇，曰風、曰雅、曰《頌》，列國之風，區以別焉。觀乎此而列國之教化習俗，超然於聲歌之表矣。或曰：自二南至豳均之國風也，周、召獨謂之《南子》。以南為樂章，取證以《雅》以南之詩。《記》亦曰：「胥鼓南。」信有然者。但以《二南》為正風，列國為變風，豈無意義而云然哉？蓋八方一也，而獨以南為正，由北高南下，天之象也；北幽南明，天之氣也；位北向離，君之體也。孔子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知八方以南面為正，則八風一也。獨以南風為正，可推矣；知南為正風，則列國為變風可推矣。且八方各一其地，八風各一．其時，故舜獨以《解慍歸諸南風之薰，以阜財歸諸南風之時。惟時乎正夏，天地太和，萬籟俱暢，陰陽之氣，有發生而無肅殺，故八方均之為風，獨以南為正也。試誦〈二南〉》，其體皆優柔委婉，含蓄不露，猶之乎《南風》鼓盪庶類，靡不蕃殖，故孔子謂「《關雎》樂不淫，哀不傷」，亦此意也。類觀各篇，蓋莫不然。可見同一國風，而《周》《召》二十五章獨謂之「南」，不于天地正風之義而有取於南哉？若夫《柏舟》《綠衣》以後，未免迫切不平，發揚太過，凡所美刺，多直言之，雖非後世詞家怨讟誇毗叫號者比，殆不若《二南》之渾厚無跡，令人得意言外，其入人為尤深矣。猶《五諫》均之為忠也。《二南》比諷諫，列國比之直諫、譎諫，未若諷之尤善也。深於風體者，其正變當自得之。然則知風之正變，凡大小雅之含蓄而和婉者，必正體也；發露而質直者，必變體也。況正變一以體言，則雖一人之歌詠，亦自有風、雅正變不齊者在也。故朝堂之上未嘗無風，閭巷之間未嘗無雅，雖盛時未嘗無風、雅之變，雖衰世未嘗無風、雅之正也。豳《詩·七月》，似雅而實風，「都人士何草不黃」，似風而實雅者，不即此可推矣乎？真知《二南》正風為三百篇之首，則正以啟其端，變以盡其賾。如《易》首乾坤二卦，而諸卦皆《易》卦之變體；《書》首《堯》《舜》二典，而誓、誥皆書、典之變體；《禮》首曲禮二篇，而《檀弓》《曾子問》皆經曲之變體：又可推矣。雖然，正變固各一其體，要皆此心真機所發洩也。惟其一出于人心自然之天機，故雖閭巷婦人女子所歌謠，與帝王典謨並傳萬世，足以風動人心無窮盡焉。但八風皆能動物，尤莫善於南風之和；列國之詩皆可觀風，尤莫善於南樂之詩。章有正必有變。凡風氣風化、風俗，在天、在人、在上、在下，一也。奈何誦《詩》三百，不識南樂之名義，謂《周南》《召南》為王化；自北而南，謂胥鼓南為南夷之樂，又惡足與語《國風》之正變。〈右國風〉

《詩序》非子夏作，人皆能辨之矣。後儒祖述《詩序》，使萬世之下悉尊信而不疑，可無辨哉？即如《二南》之詩，《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公。」後儒遂謂「文王使周公為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國莫不從化，故三分天下有其二。」信如是言，則文王從豐，即使周公為政，召公宣布，而三分有二皆周、召致之。周、召亦不待武王伐商，已秉政之有年矣。且《關雎》篇既謂宮人作於文王后妃初婚之時矣，而《麟趾》為《關雎》之應，則其化被南國，宜不俟周、召為政以宣布之也。況周公亦在振振公子中乎！周、召固二公采邑也，抑亦分於文王三分有二之先乎？然則謂之周、召者何也？《地志》「扶風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安知周、召非地名？又安知二公之封非因周、召之封國而得名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安知非采詩於周之地而得之，故名之《周南》；采詩於召之地而得之，故謂之《召南》乎？然則「南」非自北而南之謂矣，而謂之「南」者何也？「南，樂章也。」《小雅·鼓鐘篇》「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亦可証矣。夫既以二南係之二公矣，遂以其詩皆文王時詩。是《關雎》《葛覃》或出於婦人，遂以他詩亦皆出於婦人。即如《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果見室家思見君子之詞乎！《小星》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乃謂夫人不妒忌以惠其下，故眾妾進御於君，抱衾裯而往，不致怨於往來之勤焉。借云進御，何用「肅肅宵征」，見星而往還為哉！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逮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詩中此類亦多矣，安知抱衾裯以夜行者，非勤勞公事，而自安於不均之命乎！夫既為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雖江漢之女人望見之，知其有端莊靜一之德，非復前日可求矣。然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而致鼠牙雀角之訟？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而致「野有死麇」之詞者，何也？果文王后妃，但能化及女子，而不能化彼強暴之男乎？讀「舒」而脫脫，無使尨吠之詞，謂其貞潔自守，吾不信矣。凡詩有美有刺，雖衰世未必無可美，雖盛世未必無可刺者。即如《二南》之地雖嘗被王化矣，然所采之詩，安知其世無後先，而盡出於文王、周、召之盛世乎？觀《何彼穠矣》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而何？若必指為文王時，非特不當作《正義》，而太公尚未封於齊，則齊將誰指乎？又謂「武王女，文王孫」，不知邑姜乃武王元妃，果以姜女而下嫁於太公之子乎？此皆至明至顯，無可疑者。安知棠棣桃李非徒美其色，或言其時，而王姬之車曷不肅雝，正以刺其德之有不稱乎？苟時有不同，雖文王之子孫且不免管、蔡、鴟、鴞之比，而後世有《小弁》《白華》之詠，安能必王國之無可刺也？況丹朱、驩兜，無損於堯、舜之二典；亢龍、龍戰無損於乾坤之二卦；而野有死麇之類，即有損於文王之《二南》乎？是故舉《何彼穠》矣一篇，而《二南》可類推矣。然則《詩》刪於孔子，而前之所采者，時雖盛衰之不齊，詩亦美刺之不類；地雖周、召之如故，《風》則隨世態以變遷，所以同一《雅》也，而美刺之雜出者，無害其為《雅》；則同一《南》也，而美刺之悉采者，何害其為《南》哉？善學《詩》者，無為舊見聞所拘，始得耳。〈右二南〉

「詩有六義，風、雅、頌、賦、比、興是也。」比、興中固有賦，而賦中亦未嘗無比與興。古今凡詩皆然。今誦三百篇於千百載之下也，一一盡以己見揣摩測度，求為何事何人以實之，雖賦體且難知也，況比、興哉？姑即《召南》言之，詩總十六篇，除《甘棠》《羔羊》《騶虞》三詩外，皆出婦人女子；《周南》十一篇，除《兔罝》《麟趾》亦然。果風多採於閭巷，必出婦人女子之口而後謂之風。所謂「之子懷人」，「有女」「游女」，果皆賦體，不可為比興哉！《召南》既謂召伯敷文王之政而化被南國，則男女皆化而歸乎，善矣。《厭浥》《行露》，繼《甘棠》之後也。貞女為強暴所訟而速之獄，鼠牙、雀角之風方盛行焉。使非以禮自守，決不爾從，何能以自免哉？如此而云「王化浹洽」，召伯能誕敷王政，吾不知也。殷其雷謂婦人思念君子，猶可說也。《摽梅》女子懼嫁不及時，則有強暴之辱，恐非大無道之世，遇極惡之人，未必至此。乃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何急求自售如是哉！斯女也」，謂其貞信自守，吾不知也。至《野有死麇》章，謂詩人美懷春之女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末乃述其拒之之詞，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而謂其凜然不可犯，吾不知也。且王化肆被南國，徒能化及女子耳。在在強暴之徒，梗化如故，則是諸詩本以美王化，實以醜文王也。向使不沾文王之化，則舉男女之在南國者，盡非人類乎哉！然則諸詩何謂也？吾意其多比體也。觀古詩之變，始自《離騷》，而屈原去周猶未遠，其賦有曰：「思美人兮，覽涕而佇貽；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滔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曰：「眾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諸賦中所謂�女、《姱女》《宓妃》《佳人》，不一而足，以屈子之清貞，亦借此為比，詩可類觀矣。今予亦以鄙見揣摩測度而妄言之。大抵《二南》之詩，多出於文、武盛時，其出共和以後者，恐未必盡無也。即《厭浥》《行露》首章，似為比體。君子敬慎避禍，而禍猶不免，故下二章雖遭獄訟，猶守正不妄從人。今以意逆之，其志可想見矣，何必執「室家」不足之語，即謂女子之不從強暴也。《摽有梅》，亦比體。或者詩人傷賢哲之凋謝，故寓言摽梅，使求賢者及時延訪之耳。藏激切之意於巽順之中，只今猶有一唱三歎者在矣。《野有死麇》，亦比也。惟野有死麇，故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懷春，故吉士得而誘之。今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麇，非特麇之小也。白茅純束，寧不取以包之哉？懷春之女，其色且如玉也，吉士寧不誘之哉？是誘在吉士而致其誘者，懷春如玉之女也。既已致其誘矣，乃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是己既炫才求用於人，又欲人勿迫於求己也，可乎哉！詩人不過託言懷春之女以諷之耳，何必質言懷春女子，不污於強暴之徒歟？若夫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則又無俟於辨也。但執泥文王之時，盡歸諸賦體，故不得不體婦人口氣而為之賦耳。果不泥其盛衰之時，不為直言之賦，以意逆志，則昔固測度以為賦，予乃測度以為比；昔固測度以為《婦人之詩》，予乃測度以為詩人之詩；昔固測度以為《美貞女》，予乃測度以為美君子，或諷君子，皆可也。引而伸之，《三百篇》如此類者，不可以達觀之哉！〈右召南〉孔子序詩必先之以《國風》者，何也？《頌》乃宗廟之樂歌，而《雅》則朝堂之上，燕享朝會及受釐陳戒之詞。惟《風》自王都達之里巷，各隨其風俗以形之，歌謠如風之動物而廣被無方也。序國風必先之以《二南》者，何也？

風本善入，而南為正《離》，惟《凱風》自南則解慍阜財，長

養萬物，故八風惟南最善，而《詩》惟二《南》一出於正，非

若列國之風之多變也。序《二南》必首之以《關雎》者，何也？知風之自閨門，尤為風化之原，《關雎篇》乃風化所自始，如《家人卦大象》所謂「風自火出」是也。然則《關雎》匪徒首《二南》、首十五國，孔子揭以冠三百篇者，必有取爾也已。是以孔子雅言《詩》，而觀其以《二南》訓《伯魚》，謂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之《二南》具在也，學《詩》者果何以為之，而可以免夫面牆之失哉！彼詩有六義，興其一也。詩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其寓意於物者為無窮焉。即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向非《中庸》揭以發明費隱之道，則詩人所詠，亦若目前之景物云爾。孰知其形容道妙，寓意微奧有如斯也！則是詩中之比、興，亦《易》中卦爻之取象也。苟不得其象，而能得其詞與意者鮮矣，豈若後人點綴風花煙柳以玩物適興已哉！是故詩之首篇，以「《關雎》、荇菜」起興，其詩平常雅淡，而其寓意深遠，乃一章之旨要所涵蓄焉，當於其興義得之，斯善於《詩》也。何也？匹配為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詠歌文王后妃夫婦合德，而《大雅》謂其「天作之合」是也。如徒以其詞焉，雖長言之，恐猶不足以形容合德之善。而詩人乃獨寓意於雎鳩，特一羽族之微耳，關關然和鳴於河洲之上。其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褻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即此玩味之，而君子淑女之合德者，可得於意言之表矣。後二章又以「參差《荇菜》」起興。夫「荇菜」，特澗、溪、沼、沚之毛耳，然苟有明信，可以薦鬼神，可以羞王公。其物雖微，而其所係於薦享者甚重。不得，則薦內豆者無所獻，如之何而不憂？得之，則職中饋者盡其誠，如之何而不樂？是以淑女之未得也，寤寐輾轉之不寧；其既得也，琴瑟鐘鼓之偕作，玩味於荇菜之興，則憂也樂也，一出於性情之正，而無一毫情欲係於其中。孔子謂「《關雎》樂不淫，哀不傷」，蓋以此也。即《關雎》而《三百篇》可類推矣。且文王后妃之德化，一倡於《關雎》，由此而《葛覃》《樛木》《螽斯》以及江、漢、《汝墳》之間，莫不被其化，而公子有《麟趾》之祥焉；由此而《鵲巢》《采蘩》《采蘋》又有《甘棠》以溥其化，而諸侯有《騶虞》之瑞焉。風化所被，自近及遠，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迓于家邦」，其機有如此。況由是而列國之詩雖多為變風，然《邶、鄘》皆首，《柏舟》二詩亦皆善處夫婦之變者。歷觀列國，閨門肅則其國治，閨門亂則其國衰。信乎風化以閨門為首，而君子之道由夫婦以造端也。若夫《邠》居變風之末，文中子謂其變之可正矣。其實邠詩七篇，皆周公詩也，始之以《周南》，終之以周公，所以風動列國者，不有所歸哉！要之《國風》首《關雎》，而夫婦之倫正；《小雅》首《鹿鳴》，而君臣之情通；《大雅》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頌》首《清廟》，而幽明之感孚。以此觀《詩》，則不拘縛于字義之訓詁，庶乎詩人之意與我相默契矣。〈右關雎〉問：「詩有小、大雅之分，果政之小者為小雅，政之大者為大雅歟？抑《小雅》為燕享之樂，《大雅》為受釐陳戒之詞歟？」曰：「均之未盡也。蓋朝廷燕享，無非祭祀兵農之舉，政孰有大於此者？觀《鹿鳴》《天保》之類，固謂為政之小矣；《行葦》《鳧鷖》《既醉》謂非燕享樂歌，可乎哉？蓋雅者政也，均之為政矣，而小大分焉。如《鹿鳴》之乞言，《皇華》」之遣使，《天保》之答君，《采薇》之遣戍，與夫《棠棣》、伐木，《白華》之于兄弟、朋友、夫婦，要皆事體之正大而章著於倫物間者。若《大雅》則一皆天人性命之奧，而有未易窺測者矣。故不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則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不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則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不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則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要皆天人交際之間，其義至精至粹，《大雅》所以異於《小雅》者此也。是故《賓筵》與抑，同一衛、武詩也，在《抑》則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不愧屋漏」，豈徒「飲酒孔偕，惟其令儀」已哉！《黍苗》與《烝民》同一《召穆》詩也，在《烝民》則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豈徒「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已哉！《六月采芑》與《江、漢》《常武》同一宣王南征《北伐》詩也，在《江、漢》《常武》則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豈徒「薄伐玁狁，蠻荊來威」已哉？舉此數章，引伸觸類觀之，均為政之大，而雅之大小有辨矣。況善讀二《雅》者，又自有感發之機。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誦此寧無敬天之思乎？如「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誦此寧無修德之念乎？試觀古人之讀《詩》也，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只子思引之，言其上下察，便見其性道之活潑。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只孟子引之，言其以德服人，便見乎王道之精純。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孔子一贊；其知道，便見乎性情之本善。此皆學詩之法也他如《小弁》與《蓼莪》，《棠棣》與《角弓》，《伐木》與《谷風》，使皆合而誦之，有不動其父子兄弟、朋友之真情者，必非人也。要皆不在尋章摘句，而徒泥乎文詞，斯可矣。故曰：「《詩》可以興，小子何莫學夫詩。」〈右小雅大雅〉

「天下于地為泰，天上地下為否」，君臣，天地也。天地之卑高不可易，君臣上下，其可亂乎？蓋「陽氣本上，陰氣本下，陽下於陰，則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苟陽自為陽，陰自為陰，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矣。」可見卑高者，其等也，其氣未始不相通；上下者，其分也，其情未始不相洽。《詩小雅》首《鹿鳴》，深有取於地天交泰之義也。夫人臣抱忠義之懷，孰不欲自靖自獻，願攄一得之愚以自表見。然而卒不敢言者，以君臣之分，若天地懸隔，孰敢披逆鱗以犯雷霆不測之威乎？周王之於臣也，至以嘉賓待之，固所以尊之矣。然於燕飲勸酬間，必將之以禮，必樂之以樂，乃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是其尊之者一出於中心之孚，而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固其師臣之志也。故以鹿之群食夫苹也，其鳴呦呦而可聽，而我之燕飲嘉賓也，不將有周行之我。示乎感鹿之聚食以燕夫賓，感鹿之和鳴以乞乎言。所謂「式燕以敖」，燕樂嘉賓之心，無非表其精誠，以為受教之地焉耳。夫以天子之尊而賓禮其臣焉，尊德樂義學焉，後臣之道本如是也。惟天氣既為之下降，則地氣必為之上騰，君既屈己以下賢，則臣必獻忠而納誨，此亦感應之必然者。故《鹿鳴》之歌興，由是天保以下，所以惓惓於報禮者自不容已。凡《魚麗》《南山》《蓼蕭》《湛露》《彤弓》《菁莪》諸篇，至今讀之，見其君臣相與，藹然明良喜起之風，而當時太平氣象可想矣，要亦有自來也。武王克商，下車之初，詢常道於尚父而《丹書》獻；訪彝倫於箕子而《洪範》陳。至成王免喪，即延訪群臣，乃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而《周》、召之所納誨者，若《七月》《卷阿》之詩，莫非周行之示也。是求教臣工，武王以之永清乎四海；成王以之曰「靖乎四方。」夫固有周家法也。《小雅》首《鹿鳴》，其諸周庭燕群臣之樂章乎！《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於此益信。雖然，地天交則泰，天地不交則否。天地且然，而況於君臣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天子且然，而況自公卿大夫以下至士庶人乎？聽《鹿鳴》「者，盍自思之。」〈右鹿鳴〉嘗讀李白詩云：「《大雅》久不作。」白其深明《大雅》之旨矣乎？三代而下，如韓退之《唐平淮西碑》，其於《小雅》猶庶幾近之。至於《大雅》，豈特久不作而已乎？而《大雅》之義，其不明於世也亦久矣。何也？《大雅》篇什，皆所以發天人之奧也。雖後儒畢生勤苦探索，亦止能敷陳其理義云耳。求其知性知天、洞晰《大雅》之精奧者，幾何人哉？試即《大雅》之詞詳玩味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文王已沒矣，謂其神於昭于天，理固如此也。帝果有所在乎？「文王陟降，在其左右」，果想像而言之，亦真知其所在而云然乎？神與帝俱猶有可信者，然而天何言哉？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果有言乎哉！即《皇矣》一篇。如「帝省」、「帝度」、「帝耆」、「帝作」、「臨赫監觀」，「究度眷顧」，其於上帝若親見其然者，果測度其理，必如此而詠歌之哉！不然，謂之為荒唐怪誕之說，亦可也。《噫嘻》！是詩皆周公作也，周公豈欺我哉！況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蓋其「緝熙敬止」，不顯亦臨文王，在宮在廟，其所以刑寡妻至兄弟，迓家邦，莫非昭事之道也。則是上帝、文王相與感通，殆有非常情所能測度者矣。豈惟文王，前此而「誕降嘉種」、「有相之道」，后稷之所昭事非上帝乎？后此而「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之所昭事非上帝乎？且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天所以生斯人者本如是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之所以監斯人者，皆如是也。「神之格思，不同度思，矧可射思」，則是事天之學，得非斯人之所同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人感通之機，捷於影響。自文王在上，以至《召旻》，篇什不齊，莫非此意。但是詩也，向非周、召、衛、武、申伯大聖大賢，亦孰能有此《大雅》之音也。然則誦《大雅》之詩，宜如之何？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知《中庸》所以贊天載之至，則知《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端有在也。故孔子謂「天生烝民之詩」，而贊其為知道也。雖然，豈必一一言天、言帝言，「俾爾彌爾性」，而後為性天之妙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自後之詩家觀之，不過點綴景物之詞爾。惟子思子一發明之，「明昭有融」，觸處皆道，乃知「於昭陟降」即鳶飛魚躍之真機也。果能小心昭事，不愧屋漏，而夙夜之匪懈焉，則「自求多福」之道，即於此乎在，而矢音遂歌，亦莫非《大雅》之音矣。孰謂《大雅》終不可作乎？〈右大雅〉《詩集傳》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今果以為美盛德乎？如《雅》之《文王》《大明》《棫樸》《旱》《齊麓》《思皇矣》諸章，其所以美之者至矣。果以為告成功乎？如《雅》之《江漢》《常武》《采芑》《車攻》諸章，所以告之者詳矣。至於《清廟》之頌，乃自『顯相多士，對越駿奔』言之，而不顯不承，亦止一二言已」耳。歷觀諸頌皆然，其所以美盛德，告成功，反不如《雅》、詩之詳且盡。何也？《雅》固升歌於朝廷，未嘗不奏之宗廟，而《頌》固宗廟之樂也；《振鷺》《有客》謂二代之後來助廟祭臣工，「嘻噫豐年」，「《載芟》《良耜》」，謂粢盛之出，農事尚于祭祀有相關者。若《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諸詩，概為宗廟之樂歌，可乎？蓋《雅》《頌》各得其所。謂雅、頌各有其體，如《既醉鳧鷖》，雖奉之宗廟而原非頌體；如「《訪落》《敬之》」，雖歌之朝廷，終不可以為雅也。然則頌之體維何？其詞簡而潔，其旨沉而靜，其音疏越而雋永，宗廟朝廷均有頌也。大約主於祭祀而交神明，頌之道也。敷揚先王之盛德成功，固不如雅詩之詳盡。然聞《清廟》之頌，顯相多士，能無感乎？聞維天之命曾孫，能無感乎？聞《烈文》天作，辟公與其子孫，能無感乎？於乎！前王不忘之音一入於耳，而思及前王者，不容已也。噫嘻！成王之旨一惕於衷，而思及成王者不容已也。寓悚動儆惕之意於登歌祝頌之間，使在廷在廟之人，莫不精白一心，以對越祖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焉，則先人之盛德成功固已洋溢於升歌之表，而人神懽洽，幽明貫通，此頌之所以為頌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如復見文王焉。以此意會通諸頌，頌豈有餘蘊哉！然魯，侯國也，有頌者何？魯本周公後而不係之《風》者，不使列之太師，所以重魯、重周公也，非所以論《詩》』」之體也。又謂「風、雅皆有變，《周頌》奏諸廟，《魯頌》奏諸朝。周祀先，魯禱君，周以祭魯以燕周王而魯侯」，非變而何？此又以朝、廟、祭、享王侯不同而謂之「變」，亦非所以論變體也。周之臣工《訪落》，得非朝乎？魯之《閟宮》得非廟乎？不知頌之體，不以朝廟為正變也。惟《駉》與《有駜》有似於《風》，實非風也；《泮水》《閟宮》有似於雅，實非雅也。魯四篇本皆頌體，特以氣揚詞夸，有似於《風》《雅》，故謂為「變頌」，亦可也。雖然，周之頌簡而文矣，商之頌何其質？周繼商而王，而錄《商頌》於周詩之末者，反本也。其實商亦頌體，故以類附世之後先，亦非意為之也。故論頌者惟于其體焉，則諸說皆不待辨矣。噫！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因併及之。〈右頌〉《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是詩乃志之所發，而《風》《雅》《頌》之體所由存也。讀詩者以意逆志，則正也、變也；於以揆其志之所自，而得於意言之表焉可也。舊以《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邶鄘》至邠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而正變定於盛衰之時焉。不知詩人之志，有美有刺，故見之於詞，有美有惡，而志則一也。彼謂《二南》為正風，以其多美詩，則《野有死麇》亦以為美詞矣，然則變風無復有美詩也。如《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何獨與正風大相懸耶？彼既以政之小為小雅，以政之大為大雅，則《小雅》之變，是特政之小者變於燕饗之間；《大雅》之變，是特政之大者變於朝會之際也。然幽王鼓鐘於淮水而憂心將將，尹氏秉政以致亂而憂心如惔，猶以為變之小而異乎《瞻卭》《召旻》之篇也耶！若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故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矣。如《淇澳》《緇衣》《羔裘》《鳴鳩》，果何所哀而傷也耶？《楚茨》《信南山》諸篇繼於鼓鐘之後，固以為思古之詩矣；《桑扈》《鴛鴦》《魚藻》《采菽》，果一皆傷今思古之作也耶？「民勞板蕩」，信乎其變之大矣。《崧高》《烝民》《江漢》《常武》以宣王中興之烈，《申伯》《山甫》《召虎》、皇父之賢，終不得與於《大雅》之正。不知其所謂《大雅》者果何謂耶？程元嘗問文中子曰：「《豳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未，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斯言也，謂其說理不精不可也，謂聖人刪《詩》原有此意，而為詩之定論，奚可哉？況觀《豳風》，則變固可正矣。變《小雅》終《何草不黃》，變《大雅》終《召旻》，而雅之變卒不克正，何耶？反變《風》之正，非周公不能矣。三頌終殷武，又何耶？即如周公之際亦有變，康昭以後獨無正耶？是皆因篇次先後，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耳。文中蔽於漢儒，而後儒又崇信之，使讀《詩》者習於其說而莫之辨，良可慨哉！然則風雅果無正變耶？蓋卦爻有正變，而變卦不出乎正卦之外；樂音有正變，而變音不離乎正音之中。如其「風肆好，穆如清風」，《雅》中未嘗無《風》。《猗嗟昌兮》三章，雖曰「美之」，實則刺之，而正中之變，變中之「正」，或一於正，或一於變，惟以意逆志，當自得之也。若以《風》《雅》之正、變，拘拘於時之盛衰焉豈深於《詩》者哉！〈右風雅正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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