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文藝与政治的歧途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
文藝与政治的歧途
——在暨南大學講演

作者:魯迅
1927年12月21日
發表於1928年1月29日
本作品收錄於《集外集
本篇為魯迅1927年12月21日(據魯迅日記)受章衣萍邀請到上海暨南大學演講的記錄稿。初次發表時,署「周魯迅講,劉率真記」,文末有「一九二七,十二,廿六」字樣,當爲記錄者定稿時間。收入《集外集》時經過作者校閱。

我是不大出來講演的;今天到此地來,不過因爲說過了好幾次,來講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來講演,一則沒有什麽意見可講,二則剛才這位先生說過,在座的很多讀過我的書,我更不能講什麽。書上的人大概比實物好一點,《紅樓夢》裏面的人物,像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物,都使我有異樣的同情;後來,考究一些當時的事實,到北京後,看看梅蘭芳姜妙香扮的賈寶玉林黛玉,覺得並不怎樣高明。

我沒有整篇的鴻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只能講講我近來所想到的。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不過不滿意現狀的文藝,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興起來,只有一段短短歷史。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麽,又沒有人開過口。且看動物中的猴子,牠們自有牠們的首領;首領要牠們怎樣,牠們就怎樣。在部落裏,他們有一個酋長,他們跟着酋長走,酋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酋長要他們死,也只好去死。那時沒有什麽文藝,即使有,也不過贊美上帝(還沒有後人所謂God那麽玄妙)罷了!那里會有自由思想?後來,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你吃我吞,漸漸擴大起來,所謂大國,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國,內部情形就複雜得多,夾着許多不同的思想,許多不同的問題。這時,文藝也起來了,和政治不斷地衝突;政治想維繫現狀使牠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牠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外國許多文學家,在本國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別個國度去;這個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殺掉,割掉他的頭;割掉頭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俄國許多文學家,受到這個結果,還有許多充軍到冰雪的西伯利亞去。

有一派講文藝的,主張離開人生,講些月呀花呀鳥呀的話(在中國又不同,有國粹的道德,連花呀月呀都不許講,當作別論),或者專講「夢」,專講些將來的社會,不要講得太近。這種文學家,他們都躱在象牙之塔裏面;但是「象牙之塔」畢竟不能住得很長久的呀!象牙之塔總是要安放在人間,就免不掉還要受政治的壓迫。打起仗來,就不能不逃開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頂看不起描寫社會的文學家,他們想,小說裏面連車夫的生活都可以寫進去,豈不把小說應該寫才子佳人一首詩生愛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嗎?現在呢,他們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學家了,還是要逃到南邊來;「象牙之塔」的窗子裏,到底沒有一塊一塊麵包遞進來的呀!

等到這些文學家也逃出來了,其他文學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別的文學家,對於現狀早感到不滿意,又不能不反對,不能不開口,「反對」「開口」就是有他們的下場。我以為文藝大概由於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挪威有一文學家,他描寫肚子餓,寫了一本書,這是依他所經驗的寫的。對於人生的經驗,別的且不說,「肚子餓」這件事,要是歡喜,便可以試試看,只要兩天不吃飯,飯的香味便會是一個特別的誘惑;要是走過街上飯舖子門口,更會覺得這個香味一陣陣衝到鼻子來。我們有錢的時候,用幾個錢不算什麽;直到沒有錢,一個錢都有牠的意味。那本描寫肚子餓的書裏,牠說起那人餓得久了,看見路人個個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單褂子的,在他眼裏也見得那是驕傲。我記起我自己曾經寫過這樣一個人,他身邊什麽都光了,時常抽開抽屜看看,看角上邊上可以找到什麽;路上一處一處去找,看有什麽可以找得到;這個情形,我自己是體驗過來的。

從生活窘迫過來的人,一到了有錢,容易變成兩種情形:一種是理想世界,替處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為人道主義;一種是什麽都是自己掙起來,從前的遭遇,使他覺得什麽都是冷酷,便流爲個人主義。我們中國大概是變成個人主義多。主張人道主義的,要想替窮人想想法子,改變改變現狀,在政治家眼裏,倒還不如個人主義的好;所以人道主義者和政治家就有衝突。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講人道主義,反對戰爭,寫過三冊很厚的小說——那部《戰爭與和平》,他自己是個貴族,却是經過戰場的生活,他感到戰爭是怎麽一個慘痛。尤其是他一臨到長官的鐵板前(戰場上重要軍官都有鐵板擋住鎗彈),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見他的朋友們,很多在戰場上犧牲掉。戰爭的結果,也可以變成兩種態度:一種是英雄,他見別人死的死傷的傷,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覺得怎樣了不得,這麽那麽誇耀戰場上的威雄。一種是變成反對戰爭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爾斯泰便是後一種,主張用無抵抗主義來消滅戰爭。他這麽主張,政府自然討厭他;反對戰爭,和俄皇的侵掠慾望衝突;主張無抵抗主義,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執法,審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沒有人捧,還成什麽皇帝,更和政治相衝突。這種文學家出來,對於社會現狀不滿意,這樣批評,那樣批評,弄得社會上個個都自己覺到,都不安起來,自然非殺頭不可。

但是,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有時,他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他,也排軋他)。譬如我們學兵式體操,行舉鎗禮,照規矩口令是「舉……鎗」這般叫,一定要等「鎗」字令下,才可以舉起。有些人却是一聽到「舉」字便舉起來,叫口令的要罸他,說他做錯。文藝家在社會上正是這樣;他說得早一點,大家都討厭他。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殊不知殺了文學家,社會還是要革命;俄國的文學家殺掉的充軍的不在少數,革命的火焰不是到處燃着嗎?文學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潦倒地過了一生,直到死後四五十年,才爲社會所認識,大家大鬧起來。政治家因此更厭惡文學家,以爲文學家早就種下大禍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蠻時代早已過去了。在座諸位的見解,我雖然不知道;據我推測,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到了後來,社會終於變動了;文藝家先時講的話,漸漸大家都記起來了,大家都贊成他,恭維他是先知先覺。雖是他活的時候,怎樣受過社會的奚落。剛才我來講演,大家一陣子拍手,這拍手就見得我並不怎樣偉大;那拍手是很危險的東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爲偉大不再向前了,所以還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講過,文學家是感覺靈敏了一點,許多觀念,文學家早感到了,社會還沒有感到。譬如今天衣萍先生穿了皮袍,我還只穿棉袍;衣萍先生對於天寒的感覺比我靈。再過一月,也許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氣上的感覺,相差到一個月,在思想上的感覺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這個話,我這么講,也有許多文學家在反對。我在廣東,曾經批評一個革命文學家——現在的廣東,是非革命文學不能算做文學的,是非「打打打,殺殺殺,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學的——我以為革命並不能和文學連在一塊兒,雖然文學中也有文學革命。但做文學的人總得閒定一點,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學。我們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車,一面「之乎者也」,倒底不大便當。古人雖有種田做詩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種田;僱了幾個人替他種田,他才能吟他的詩;真要種田,就沒有功夫做詩。革命時候也是一樣;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詩?我有幾個學生,在打陳炯明時候,他們都在戰場;我讀了他們的來信,只見他們的字與詞一封一封生疎下去。俄國革命以後,拿了麵包票排了隊一排一排去領麵包;這時,國家既不管你什麽文學家藝術家雕刻家;大家連想麵包都來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學?等到有了文學,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後,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什麽關係?

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於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割掉他的頭,前面我講過,那是頂好的法子咾,——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世界文藝的趨勢,大都如此。

十九世紀以後的文藝,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文藝大不相同。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牠的目的就在供給太太小姐們的消遣,所講的都是愉快風趣的話。十九世紀的後半世紀,完全變成和人生問題發生密切關係。我們看了,總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們還得氣也不透地看下去。這因爲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鑑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裏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麽切身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裏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

十九世紀,可以說是一個革命的時代;所謂革命,那不安於現在,不滿意於現狀的都是。文藝催促舊的漸漸消滅的也是革命(舊的消滅,新的才能産生),而文學家的命運並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現在革命的勢力已經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學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脚,即共了産,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學家和革命家竟可說完全兩件事。詆斥軍閥怎樣怎樣不合理,是革命文學家;打倒軍閥是革命家;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炮轟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在革命的時候,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爲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後,他看看現實全不是那麽一回事,於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們這樣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後也不成功,理想和現實不一致,這是注定的運命;正如你們從《吶喊》上看出的魯迅和講壇上的魯迅並不一致;或許大家以爲我穿洋服頭髮分開,我却沒有穿洋服,頭髮也這樣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蘇俄革命以前,有兩個文學家,葉遂寗和梭波里,他們都謳歌過革命,直到後來,他們還是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碑上,那時,蘇維埃是成立了!

不過,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歡喜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來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牆脚下鎗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圍着去看,他們自己雖然不願意挨打,但看見人家挨打,倒覺得頗有趣的。文學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講的,就是這麽一點點,給牠一個題目,叫做……《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七,十二,廿六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其作者1936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