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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論(蘇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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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製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倡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于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