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瀛探索/第九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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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戰後南瀛的政治

民國34年（1945）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人終於掙脫殖民統治的桎梏，回歸「祖國」，人人歡欣鼓舞，戶戶張燈結綵。當時，有一首「歡迎國軍歌」可以看出台灣人的天真熱情：「台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歌聲，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同時，各地陸續成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治安服務隊」等組織，配合政府接收與地方秩序的維持。因此，戰後初期，雖然有一些台灣人報復曾做日本「走狗」的台灣人與日本警察，但是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很安份守己，表現了高度的法治精神與自治能力，平穩的度過了這段政治真空期。

由接收到劫收

民國34年（1945）9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稍早的8月29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首任台灣省行政長官。行政長官擁有行政、立法、司法以及軍事大權，權力之大更甚於日本時期的台灣總督。10月25日，陳儀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主持受降典禮，並即宣布「從今天起，台灣和澎湖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民國35年(1946)初，全台行政區由日治時期的5州3廳，改為8縣9市，台南縣正式成立。

陳儀政府同時開始接收日本留下的巨額財富。在軍事接收方面，船艦、軍機、車輛、大砲等所有武器彈藥、糧秣軍用物資器材、基地設施，數量眾多。在行政與經濟方面的接收亦同步進行，國府統以「日產」或「敵產」名義予以接收，再以「國有」的名目，置於國民黨的支配之下。國民黨則以黨國一體的傳統，利用特權經營部份接收來的企業，構築了後來龐大的黨產。此外，國府接收官員利用權力侵吞公物、貪污公款的情形不少，「接收變劫收」，讓台灣人對「祖國」極為失望。

二二八事件

陳儀治理台灣僅年餘，就爆發了「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當時會發生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如下：

政治方面

1、政治上遭受差別待遇

台灣省行政長官儼然是台灣的土皇帝，用人將台人排擠在外。以陳儀接收台灣3個月後的1946年1月時來看，長官公署一級單位正副首長18人當中，只有1位副處長是台人；17位縣市長中僅台北市長黃朝琴、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為台人，但這3人都是隨陳儀回台接收的「半山」。 此外，政府、公司及工廠的高級主管，連最小的主管也輪不到台灣人。

民國35年(1946)4月15日，台灣省第1屆省參議員選舉，台南縣有481名侯選人，角逐4個席位，當選率僅0.83%，可見當時人民對政治之熱衷及參與之無門。

2、官風腐敗、官僚橫行

政府要職悉由外省人控制，他們引親帶戚，將台人排擠在外。更令人氣憤的是，他們用人浮濫、貪污無法、官僚欺人、遇事層層推諉、敷衍塞責，與日本時期官員敬業、行政有效率成為強烈的對比。

3、軍警擾民、社會動盪

中國來台公教軍警，時常流露出優越感，常以「勝利者」、「統治者」自居。軍隊紀律欠佳，士兵不守法、購物乘車不給錢、偷竊搶劫、姦污婦女，動輒開槍傷人，糾紛司空見慣，員警開槍肇事也時有所聞。

經濟方面

1、加強統制經濟與民爭利

長官公署將台灣的大部份重要產業，都納入政府統制之下，又沿襲日本的專賣制度，搜刮民利，不遜日治。

2、通貨膨脹嚴重

台灣原以產米著稱於世，戰後米價卻一直飛漲，許多地方發生饑荒，失業者日多。由於國共內戰日熾，台灣的米、糖、煤、鹽多輸往中國，導致物質缺乏，因而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民眾生活叫苦連天，成為社會不安的主因。

社會動盪與文化隔閡

日本戰敗後，大量的台籍軍人壯丁從海南島、南洋各地復員回來，政府卻任其流離失所，近30萬人失業，成為社會動盪的潛在因素。此外，中國來台者欠缺現代知識，生活習慣的差距，不同社會背景產生價值觀與道德觀的差異，加上語言溝通不良，均加深了省籍的鴻溝。

二二八事件中的南瀛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民國36年（1947）年2月27日晚，在台北市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附近，查緝私煙人員因以槍托敲打賣私煙的婦女林江邁，致林婦頭顱流血，引起圍觀民眾的不滿而欲痛毆查緝員。查緝員逃竄時，又開槍擊中一名市民，次日死亡。

緝煙血案發生的翌日，街上多處有演說者，激憤的譴責國民黨的暴政，民眾反應熱烈。到下午時，人潮湧到行政長官公署廣場，高呼口號，不料公署出動武裝部隊阻止群眾接近公署。但群眾仍冒險衝入警戒線，突然從公署樓上連續發出機關槍聲，群眾中數人斃命，數人負傷，隨即倉皇四散。

退散的市民更加激憤，到處聚集，譴責政府殺人，並佔領電台，廣播慘案經過。政府派出武裝軍警開槍驅散群眾，槍聲引來了怒恨、反抗。很快的，抗暴的情緒就蔓延全島。

南瀛地區事變時的狀況

根據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二二八研究報告書》整理出的資料，當時台南縣各地區的狀況如下：

1、新營區

3月2日事件已蔓延至嘉義時，台南縣長袁國欽一再擔心新營的安全。3日，因風聞有民眾要攻打縣政府，經縣長召集科局長會議，決定由本省籍財政科長高錦德代行職務，縣長乃於上午10時帶外省籍官員走避吳鳳鄉（今阿里山鄉）。縣長一走，新營的秩序，由鎮長沈瓊南維持。他在該晚召集相關人士開會，決定維持治安、保護企業。

5日，外來的青年由李應彰率領到達新營，不僅到新營鎮（市）警察所收繳步槍37枝，且帶領新營青年挺身赴嘉義，助攻紅毛埤。另有，外來的青年要燒福州人店鋪，沈鎮長為了避免火災，並保護外省人，乃將外省人集中到市內前日本人的小學校，募款供應其飲食。

8日，縣民齊集縣議會召開會議，罷免袁國欽縣長，選出教育科長胡丙申等3人代理縣務，並提出政治改革方案40餘條。

9日，台南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隨後又成立「台南縣青年自治同盟」。

10日，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派楊俊上校率兵兩營，孫子衡中校率砲艦向台南挺進。

13日，縣政府恢復辦公，是日中午又有激進分子50餘人攜重武器，乘兩輛卡車侵入新營，掠奪縣府及糖廠物品，歷經一小時而離去。

2、曾文區

當時區長丁名楠是陳儀的外甥，區署所在的麻豆青年與學生，在3月4日成立自衛隊，奪取警察槍枝，釋放被拘留的人犯。另有以原台灣籍日本兵為主力的自衛隊，再加上失業青年的組織，使麻豆情勢更為緊張。在局勢混亂之際，由呂登再、顏德國出面組織自衛隊，以維持秩序。自衛隊先將在總爺糖廠工作的外省人集中留置，加以保護。自衛隊日夜巡邏，12日才使地方平靜下來。

3、北門區

3月3日進入暴風圈，是日籌組「北門區時局對策臨時委員會」，4日再開對策擴大委員會，決定保衛鄉土，維持治安。

5日成立處理委員會，因治安日趨紊亂，乃向警局借得槍枝，組自衛隊來維持秩序。7日在佳里召開處理委員會時，有人發言攻擊自衛隊，吳新榮乃主張取消委員會，將武器交還警察所，但治安當局反對，乃勉強維持下去。

13日上午，忽有自稱台灣青年自治聯盟的4、50人，先切斷佳里鎮的電話線，破壞倉庫，取走槍枝23枝，並到蕭壠糖廠搶走9萬餘元現款。

４、新化區

3月4日，有台南市的武裝學生與人士突然進入，奪去新化區署警察所的槍枝10枝、子彈若干。同樣的情形也在該鎮合作社、農業倉庫、駐屯國軍處發生。

安定鄉在12日也發生警員被毆及搶槍枝之事。玉井糖廠警衛的槍，也遭搶奪，然以防守得宜，卒告無事。

５、新豐區

軍民沒有發生大衝突。

國府在南瀛的綏靖與清鄉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表面上採取低姿態的開明作風，實際是虛與委蛇的緩兵計。他早已向當時的南京政府蔣介石請援，迨3月8日，21師登陸基隆碼頭，就由北向南，進行綏靖與清鄉，展開了殘酷的屠殺。3月11日，國府軍開進台南市，立即宣布戒嚴，逮捕人民，13日，湯德章被殺，所幸，台南縣境內，並沒有大規模的軍事鎮壓行動，才能使縣民的傷害減到較低。

國軍之綏靖計劃，大致是先鎮之以兵威，繼則進行清鄉，肅清可疑份子，並辦理撫慰、自新的工作。

清鄉時的氣氛，是相當恐怖的，縣籍陳春木說：「彼時大家都很害怕，是因為他們都利用晚上抓人。那時家家戶戶都掛有戶口板子，顯示這間房子是誰的，大家嚇得把戶口板子和門牌號全卸下來。他們抓人時都是阿兵哥自己來，並未會同警察，所以，他們什麼時候要到什麼地方去，抓什麼人，都沒有人知道。事後，報紙才登出抓了某某人。那時候，好人、賢人都被抓去了，實在恐怖！ 」

台南縣的清鄉工作，自3月20日開始，4月10日結束。其間，清查了本縣事件之後成立的「非法組織」15個，逮捕了官方認為的「奸匪暴徒」122人，並通緝44人，另查獲武器、彈藥及刀等。台南縣的自新工作，自3月29日公布自新辦法後展開，到4月底止，台南縣市自新人口共有千餘人。

南瀛地區受難的精英─湯德章

湯德彰生於明治40年（1907），台南縣人。22歲時，通過日本普通文官考試，翌年，擔任台南市開山派出所次席巡查。兩年後，調任台南市警察巡查部長，27歲時任台南州警部補，次年又被派往廣東任警察顧問，後又返回原單位服務。當時，日本人認為台籍人士不宜派任主管職務，於是把他轉任為新豐郡保安衛生係，任內，決意赴日深造。在日期間，通過高等文官司法與行政考試後返台，向台灣總督府登錄為辯護士（即律師）。

戰後，湯氏被推任為台南市南區區長。民國35年(1946)台南流行霍亂，他要求衛生當局立刻施行消毒、隔離、注射預防針。但是，當時從大陸來台的長官，卻不為所動，他憤而辭去區長一職。

民國36年(1947)3月2日，值二二八事件時，他被選為「治安協助委員會」的治安組人員，戮力協助治安工作。3月5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成立，湯氏正身染瘧疾躺在床上，卻仍被推為「治安組長」。由於他的努力，台南市的治安遂在騷亂中漸趨平靜。

3月9日，台南市各界誤信陳儀6日的廣播，以為縣市長不稱職者，將予免職，遂表決不信任現任市長，另行投票選舉市長候補人員，湯德章得票第3，有人認為這是他遭嫉惹禍的原因。

3月10日，陳儀宣布全台戒嚴，並勒令撤銷二二八處理委員會，11日台南市戒嚴。當天，湯德章被捕，並遭受酷刑凌辱。後來，當局認定他假台南市人民保障委員會的名義，號召暴徒危害民眾、組織非法集團、擾亂治安、搶劫軍用槍械、威脅恐嚇等罪狀，判處死刑，於13日上午在石象公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執行槍決。

3月中，湯德章被高等法院審理宣判無罪，然而為時已晚。

白色恐怖與南瀛

白色恐怖的背景

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台灣人驚魂未定，國府又發動了令人民膽戰心驚的白色恐怖，欲掃除一般所說的左翼人士，實際卻波及了許多的無辜。當時的背景如下：

１、國共內戰的延伸

民國34年(1945)，中共中央由延安指派舊台灣共產黨員蔡孝乾等數人返台，開展工作。蔡孝乾等人連絡過去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員並重新組織，於1946年7月，在台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本人任書記，台南、高雄地區主要由李媽兜領導。依據官方說法，此組識發展迅速，民國39年(1950)8月時，黨員已有900餘人。

同時，中國國共內戰迫使國民黨敗退台灣，蔣介石更擅行獨裁，整肅異己。蔣介石身兼國民黨總裁和中華民國總統，掌握黨政獨霸的權力。同時，蔣介石也派蔣經國主持整軍工作，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以「政工」來箝制軍隊，使軍隊忠心於蔣介石父子，形同蔣家的私兵。

特務系統也交由蔣經國負責。民國39年(1950)前後，蔣經國已能掌控特務組織，並透過該組織廣泛監視與管制每一個台灣人，形成所謂「每個人心中的小警總」的恐怖氣氛。

2、國際冷戰結構

二次大戰後，美國、蘇俄兩大強權，因意識形態和經濟衝突而互相對抗，形成兩大對抗的「冷戰」集團。所謂「冷戰」，是一種「和平不成，戰爭不像」的詭異狀態。台灣被納入美國集團一份子，美國為了圍堵蘇俄共產勢力，對於發生在台灣、韓國、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國以「反共」為名的恐怖殺戮，常採取支持的態度，這也使得國民黨政權得以放手遂行恐怖政治。

南瀛白色恐怖的受難狀況

民國39年(1950)初，蔡孝乾被捕，李媽兜流亡。5月31日，「麻豆支部」被破，35人被捕，揭開了南瀛白色恐怖的序幕。6月25日韓戰爆發，有了美國撐腰，國民黨政府就更加肆無忌憚的逮捕人民，以達其恐怖統治的目的。台南縣內相繼發生了大內案、下營案、玉井案、關廟案等幾個大案，統計較知名的案件，縣籍受難人至少有243人以上，其中死刑人數在38人以上，被判無期徒刑者11人以上。

台南縣的受難情形，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1. 台南縣的受難人中，案件發生在本地者，超過200人以上。這些人長期生於斯長於斯，以農民、工人佔大多數。他們的知識水準大多不高，對於國共內戰的情勢，並不熟悉，國府卻幾乎都以牽涉共產黨的名義處刑，足證國府當時「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漏掉一人」的恐怖策略。
2. 台灣史上被官方囚禁最久的5位白色恐怖受難人，都是台南縣人。他們是：「麻豆案」的林書揚和李金木（刑期34年又7個月）、陳水泉和王金輝（刑期33年7個月）和「下營案」的洪水流（刑期33年6個月又2日）。這不僅是台灣史上少有的記錄，在世界歷史中，因為政治因素，被囚禁如此之長，都是少有的。由此，可見國府白色恐怖政策之殘酷。

個案概述

１、許強：

許強生於大正2年（1913），台南縣佳里興人，出生農家。他從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仍然在醫學領域裡繼續鑽研，1946年9月，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授予醫學博士學位。當時，他的日籍教授澤田藤一便公開斷言道：「許強不但是台灣，同時也是亞洲第一個可能得到諾貝爾醫學獎的人。」由此可見澤田教授對這位台灣學生是如何的推崇。

日本投降後，台灣回歸「祖國」，許強被選為接收委員之一，負責協助杜聰明接收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附屬醫學專門部、台大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及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及支部醫院。民國34年（1945）11月15日，接收工作完成，台北帝大改組為國立台灣大學。許強主持了台大醫院第3內科，也是一位學生心中的好教授。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對國民黨政權失去信心，尤其是知識分子，他們目睹台灣精英被殺或失蹤，見識到國民黨政權的法西斯手段，心中的感觸特別深。此時，共產黨在中國高舉著「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旗幟，吸引知識份子的認同。據說，臺大醫院裡以第3科主任許強為主的部分醫生們，也秘密展開了學習左派理論的讀書活動。他也可能在這之前，就到上海，和當時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有了聯繫。

民國39年（1950）5月13日，許強在臺大醫院院長室被捕。同年9月7日，被軍事檢察官以「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判處死刑。

許強醫師在民國39年（1950）11月28日被槍決，同案槍決共14名。據云，這14人被槍決後，留在現場示眾，不准家屬收屍。第2天，因「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案」又槍決了11人。這兩天，在馬場町就犧牲了25名台灣的精英。

２、洪水流

洪水流生於大正４年（1915），台南縣下營鄉人，出生農家，從小務農。他的父親洪伏，在日本時期曾參與下營農民組合，抗議新營糖廠剝削蔗農，而被日本人以妨害公務罪名關了一星期。

民國38年（1949）農曆8月，一位自稱是老王的陌生人，到下營來發展共產組織。他原本相中洪伏，要他參加「三人小組」，但洪伏年邁，遂找其子洪水流。洪水流對所謂「三人小組」並不明瞭，且自己農事繁忙，便推辭了。想不到翌年（1950）7月18日夜，洪水流在田寮被捕，二弟因未帶身分證也被捕。

洪水流被捉到麻豆分局後，慘遭數次酷刑，他只好承認參加「三人小組」，二弟也遭嚴刑逼供，但死不承認，被刑至重傷。後來，二弟被以「知匪不報」判刑3年。

民國39年（1950）11月12日，洪水流被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處「無期徒刑」，「三人小組」另2人被判處死刑，12月底被槍斃。洪水流認為自己是因為繳納小組費用時堅持不參加，否則，應該也會被判死刑。

民國40年（1951）5月17日，洪水流被送往火燒島「新生訓導處」，過著如奴隸般的勞動生活，與官方強迫接受的思想洗腦課程。民國52年（1963）5月，被送往台東泰源監獄，終日幾乎都被囚在牢內。民國61年（1972）4月時，再被送回綠島國防監獄，於民國73年（1984）1月22日假釋出獄，總計被關了33年6個月又2日。

洪水流被捕時35歲，出獄時已近69歲，父歿，妻亦亡故。

南瀛地方自治的實施

戰後台灣的地方自治選舉，長期為派系操控。台灣的派系政治，可說是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的產物，主要是因國民黨接收台灣前，對台灣從未組織經營過，無草根基礎，於是利用幕下的台籍政客，來做為統治機關與台灣社會間的橋樑。這些「半山」，由於長期浸淫在國民黨的派系政治環境下，遂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派系，被稱為「半山派」，島內精英也起而對抗，凝聚出「臺中派」、「阿海派」與之抗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蔣介石撤退來台後，3派為首的派系領袖，都遭到削弱拔除的命運，但地方勢力仍然存在。由於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屬性，不能沒有本土勢力的支持，要辦理地方選舉，更需要地方派系代為動員選票。在這種現實政治的考慮下，只好暫時容許地方派系的存在，不過，卻先採局限化、平衡化、經濟籠絡等策略，限制並操控地方派系的發展，等到威權完全鞏固，再逐步加以替換。

民國41年（1952）1月28日，台南縣舉行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的第1屆縣議員選舉。接著縣市長選舉，也於同年4月15日投票。不過，南瀛初期地方自治的實施，派系操控力量較大。從民國40年（1951）的第1屆縣長選舉到民國80年（1991）初，約40餘年的時間，台南縣的縣長，都是由具有濃厚派系色彩的中國國民黨黨員包辦。立委、省議員也多由3大派系推出的人選當選。台南縣的派系，早先大體上是基於地緣關係而結合，一般都將之歸為3大派系。

海派

「海派」就是「北門派」，主要是因這些政治領袖都出生於北門地區，位居沿海。北門區因受限地理環境，早期居民生活困苦，養成刻苦耐勞的個性。外出的北門區居民也較團結，多能互相照顧，凝聚力較強。

民國40年（1951）至46年（1957），北門地區出身的政治領袖分居要津。吳三連當選省參議員，後又出任台北市長，高文瑞當選第1、2屆縣長，陳華宗任議長，3人並稱為「北門派」3大領袖。其後，「海派」又支持出身教育系統的劉博文、李雅樵，先後當選第5、6屆及第10、11屆縣長。

山派

「山派」始祖是胡龍寶，因此又稱為「胡派」。「山派」是胡龍寶擔任國民黨部主委期間部署的輔選組織。民國46年（1957），胡龍寶當選第3屆縣長，並連任第4屆縣長。在縣長任內，他運用政治資源，廣結人才，匯聚成「山派」，其女婿張文獻曾任監察委員。後來，「山派」的楊寶發亦當選第8、9屆縣長。

高派

「高派」的龍頭是高育仁，「高派」的崛起與山派有些淵源。高育仁於民國62年（1973）任第7屆縣長後，廣植人脈，匯成「高派」。高育仁卸任後轉任內政部常務次長，先後當選省議長、立法委員。

從第1屆至第11屆的台南縣長，一直是國民黨包辦，不過，第12屆縣長的選舉，民進黨的陳唐山當選，國民黨才首次淪為在野黨。

南瀛民主政治的發展

經歷了二二八事件，接著又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中，處處都有情治人員監控的威權體制下，南瀛縣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怯於批評時政，少有人敢公開對執政者發表異議。即使外在的環境是如此惡劣，但還是有一群勇於開創格局的縣民，帶頭走出一條路來，讓台南縣民在台灣的民主運動史上沒有缺席。

南瀛民主政治的發展，大概可以粗分為民主萌芽期、發展期及政黨競爭期等3階段。

民主萌芽期

戰後初期，出生於學甲鎮頭港里貧窮農家的吳三連，首先活躍於政壇。民國43年（1954），吳三連由台北市長轉任省議員，民國46年（1957）連任。他與郭國基、李源棧、郭雨新、李萬居、許世賢等人，都因勇於為省民盡言責，被稱為「五虎一鳳」。而他們的選舉活動，充分發揮了民主政治教育的功能，提昇了社會大眾的政治意識，吳三連也積極參與在野勢力的結合。民國49年（1960）省議員選後，他與在野勢力「自由中國」的雷震，召開選舉檢討會議，強烈批評國民黨選舉舞弊。不過，這時南瀛在地的民主運動，還是一片沉寂。

發展期

民國60年（1971）之後，國民黨政權的外交屢屢受挫，減弱了國民黨統治權威的正當性。同時，工業化後的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興起，新進的精英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要求改革，形成民主化的力量。其中，新一代崛起的本土政治人物（黃信介、康寧祥等），和以「大學雜誌」為中心的知識份子結合，透過多次的選舉，這些政治異議份子，便結合成了一股「黨外」的勢力。

受到大環境的鼓舞，學甲鎮謝三升於民國66年（1977）首次參選省議員時，在潘輝全、林文定等人助選之下，喊出「三斤稻米換無一包煙」，開始為台灣農村的破敗提出抗議，對執政黨提出批判。最後他雖然落選，但是，選舉成為散播民主意識的重要媒介，他的訴求獲得廣大縣民的迴響。3年後，他選立委，又喊出「反攻無望論」、「番薯毋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的口號，一時風起雲湧，縣民的民主意識受到啟迪。到了民國70年（1981），謝三升終能高票當選省議員。在省議會期間，他與游錫堃、蘇貞昌合稱「省議會三劍客」，他們曾為了抗議省府超額預算，違反憲法，而堅決辭職。

民國74年（1985），台南縣縣長選舉，「黨外」候選人陳水扁強力挑戰國民黨，競選期間，陳水扁聲勢驚人。最後，國民黨祭出「山海夾殺」的策略，全力動員山海兩派派系來「夾殺」陳水扁，才使陳水扁敗下陣來。

政黨競爭期

民國75年（1986）9月28日，黨外人士正式成立「民主進步黨」，打破了戒嚴令下的黨禁，與國民黨形成兩大黨的局面，開啟了台灣有史以來的政黨政治。

民國76年（1987）5月，一些縣民參與了台北「五一九行動」，要求政府解嚴。他們的訴求終於在同年7月15日達成。這一天，政府解除了長達38年的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並廢止或修正與戒嚴有關的法令。

翌年（1988），由農民主導的「五二○事件」，台南縣民大規模的參與，幾乎每一個鄉鎮市都有人參加，尤其是後壁、官田、楠西、南關線的鄉鎮市最為積極，共約有近3000人參與。這次的活動，無形中讓台南縣的農民意識、民主意識更加成熟。

民國78年（1989）台南縣長選舉，民進黨的候選人李宗藩，竟然以回鄉參選僅100餘天的時間，和當時佔有現任執政與組織優勢的候選人楊寶發，幾乎打成平手。一般咸認，除了候選人的形象，以及選舉策略運用成功等因素外，縣民民主意識的提昇，是極重要的因素。

民國82年（1993），代表民進黨的陳唐山當選縣長，台南縣首次由在野黨執政。陳唐山得以入主，有人認為是因他個人條件佳，有人分析是國民黨派系倒戈，更有人認為是時機成熟，民心思變，是台南縣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

南瀛重要政治人物概述

戰後迄今，對台灣政治有所貢獻的南瀛政治人物非常多，除了許多長期深耕地方，為民服務的地方公職人員與民代外，亦有不少在台灣政壇舉足輕重、影響大局的全國性政治人物，以下僅簡要的介紹兩位較重要的政治人物。

黃朝琴

黃朝琴生於1897年，台南縣鹽水鎮人。1923年自早稻田大學畢業，1925年加入國民黨，1926年獲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碩士。1927年由美國返抵上海，隔年入外交部僑務局任指導科科員，隨後歷任特派員、代理科長、秘書、科長、駐舊金山總領事、駐仰光、加爾各答總領事，外交部情報司幫辦、駐甘肅特派員等職。1944年4月入中央訓練團高級班受訓，草擬「台灣收復後之工作設計」受重視，因此戰後隨即返台，1945年12月出任台北市長，1946年當選參議會議員，並榮膺議長要職。嗣後，蟬連參議會、臨時省議會、省議會議長達17年之久，他在議長任內，作風穩健，甚得人和，為台灣地方自治奠定良好基礎。

他對國計民生及經濟建設，極為重視。自1947年起20多年間，任第一銀行董事長暨台灣銀行常務董事等職，對台灣金融經濟貢獻良多。他對文教事業尤其關心，慨捐1000萬元，設立黃朝琴獎學金，獎掖眾多台南縣籍清寒學生。

黃朝琴於1972年病逝，葬於台南縣「孝思園」。

陳水扁

陳水扁出生於台南縣官田鄉西庄。父親是佃農，童年家貧，讀國小時，每一天都打赤腳走上6、7公里遠，但他勤奮向學，初中、高中均以極優異的成績畢業，在台灣大學讀書期間，就通過律師高考。大學畢業後，任職律師，原本多辦海事、商務類的案子，美麗島事件後，受邀擔任黃信介的辯護律師，才開始接觸到政治案件。當時擔任黃信介的辯護律師，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他的朋友、同學、同業大多反對，但是，妻子吳淑珍毅然鼓勵他接這個案子。

民國70年(1981)，陳水扁被「黨外」推薦參選，當選台北市市議員，從此開始了政治生涯。民國74年(1985)，因「蓬萊島」案，被判刑1年。年底，參選台南縣縣長，落選，妻子吳淑珍車禍，下半身從此癱瘓。

民國75年(1986)，陳水扁入獄，服刑半年後出獄。出獄後，歷任立委、台北市長。

民國89年(2000)3月總統大選，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參選，當選總統，成為台灣史上在野黨第1次完成政黨輪替的總統，不論是對台灣或是南瀛的民主政治史來說，這都是頗富意義的一頁。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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